援疆干部发言摘登 | 一段援疆路 一生火洲情——高昌区教育局教研中心高中语文专职教研员唐琼

　　收拾行囊时，窗外的火焰山正沉在暮色里，赤红的山岩像被夕阳烧得更旺了。来时是2024年8月，与140位湖南教育人带着行囊和热忱踏进这片热土，如今归期在即，指尖触到行李箱里那本厚厚的听课记录，突然就想起初到高昌区教研中心那天——办公楼前的葡萄藤正挂着青果，风里裹着沙砾的温度，也裹着未知的期待。

　　这两年，我总在问自己“援疆为什么”。初到时，高中教研力量比想象中薄弱：学校分散，老师们教学任务重，“整本书阅读”教改推进困难。我和三位本地教研员商量，干脆把“评委跑课”当成突破口——胜金乡、火焰山镇的学校远，我们就中午在路边小店吃碗拌面，树荫下眯半小时，下午接着听。一学期下来，“跑课评课”68节，从《红楼梦》到《乡土中国》，一节节磨教学设计、磨评课标准。

　　当火焰山镇中学的艾米拉汗老师捧着我们打磨的校本课程说“终于分得清‘激趣’‘推进’‘展示’三种课型”时，我忽然懂了：援疆不是“给”，是“一起找办法”——找适合火洲孩子的办法，找能扎根的教研种子。

　　在吐鲁番的每一天，都是“脚踩泥土”的教研深耕。每周至少下校三天，抽屉里攒了十几本听课记录；联系高昌区三中、七中这些薄弱校，带了8个徒弟，看着他们拿了市级一等奖2项、区级一等奖4项；推动湘乡一中和高昌三中结对，3000册图书搬进教室，“青梧”文学社的孩子们在云端和湖南的同学共读《边城》；依托“麓山课堂”送教，组织“红石榴·我的韶山行”，看孩子们在韶山冲的照片里眼睛发亮……

　　可最戳心的，是深夜的视频通话：女儿大学毕业求职，我只能隔着屏幕说“别怕”；母亲膝盖手术、婆婆中风瘫痪，我攥着手机听家人说“没事，你安心工作”，眼泪砸在枕头上——愧疚像骆驼刺的刺，扎得人心慌，可天一亮，便又笑着站在讲台上。

　　离疆的日子越近，越舍不得。想再去布拉克村的葡萄架下，听维吾尔族阿姨唱《我们新疆好地方》；想给毕业班的孩子再讲一次作文里的“细节”，比如妈妈手上的老茧、爸爸藏在葡萄藤后的笑容；想给徒弟李咳返上最后一次示范课——这个云南来的小姑娘，刚工作一年就成了青年骨干，拉着我的手哭：“唐老师，你们走了我怎么办？”我笑着哄她：“我建了湘吐教研小分队，‘十五五’课题把你拉进来，咱们线上接着磨课。”

　　其实我知道，舍不得的不只是她：是教研中心里一起熬到深夜的本地同事，是校门口卖烤包子的阿姨总塞给我的热馕，是孩子们作业本里夹的葡萄干。

　　就要回湖南了，可我总觉得“最后一班岗”还没站完：和本地老师对接好教研计划，把没做完的课题资料整理清楚，再给新来的援友留份“火洲教研指南”。有人问“离疆留什么”，我想，留的是艾米拉汗老师上课时的自信，是李咳返教案里的新思路，是湘吐两地老师手机里永远不删的教研群——这些看不见的“火种”，比什么都珍贵。

　　合上行李箱时，窗外的葡萄藤在风里摇晃，像在和我道别。这两年，火洲的沙砾磨粗了我的手掌，却磨亮了我的初心：援疆不是“完成任务”，是“把心留在这里”——留在胜金乡的课堂里，留在孩子们的作文里，留在每一粒等待发芽的教研种子里。

　　此去山河远，归来仍少年。我会带着火洲的阳光、葡萄的甜、同事的笑，回到湖南的讲台——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讲火洲的故事，讲援友的坚守，讲那些在沙砾里开出花的教育梦，这不是告别，是“我们永远在一起”的承诺。

　　（吐鲁番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字昂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