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新疆——文物两地书特刊之四

　　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玛依古丽·艾依提哈孜

　　云南省博物馆，展厅内灯光柔和。展柜里，一枚蛇钮金印静静卧着，金光内敛——这就是著名的“滇王之印”的复制品，原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不少观众俯身凑近，玻璃上映出一张张好奇的脸，“原来古滇国真的存在过！”一位年轻人低声惊叹。

　　数千里外的新疆博物馆内，一枚拇指大小的黑色印章吸引观众驻足观看，也有人念出印文——“司禾府印”。

　　这两枚印章，一枚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是纯金铸就的王侯之印；一枚发现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是碳精刻制的官印。它们看似毫无关联，却共同回答了一个宏大命题——古代中央政权如何治理边疆。

　　金印作答“谁来管”

　　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包，当地人叫它石寨山。1956年，这里的一次考古发掘，改写了人们对云南史的认知。

　　“据考古界前辈讲，当时考古队员用一把小刷子轻拂一具木棺底部的泥土，泥土被一点点剥离后，一件金光闪耀的器物露出真容。这件器物是一枚印钮，铸成蛇的形状，蛇头高高昂起，并略微偏向右侧，双目圆睁，身上的鳞片闪着金光，当‘滇王之印’四个字清晰地映入考古队员眼帘时，大家欢呼雀跃。”云南著名文博专家张永康说。

　　大家为什么欢呼？在云南的历史长河中，古滇国一直很神秘。“1956年之前，甚至有人怀疑古滇国是否真的存在过。”张永康说，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立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文献写得很明白，却一直没有实物佐证。直到这枚金印出土，那段历史才从纸面跃入现实。

　　从文物本体看，这枚印也大有讲究。张永康介绍：“‘滇王之印’钮和印之间有焊接痕迹，小篆体的笔画中有明显刻痕，可见印文为凿制。古代南方蛇较多，印钮用蛇，和古滇国人崇蛇有关，蕴含着这里的独特文化。这种蛇钮印在汉代，推测是赐给南方的少数民族诸侯王。”

　　纯金、蛇钮、凿制——这枚印的每一个细节，都指向汉代严格的授印制度。“印，执政所持信也”，印章是代表中央政权的信物。汉代官印严格按秩级使用，滇王用金印，正是其王侯身份的物证。

　　所以这枚金印的意义，远不止确认古滇国的存在。“‘滇王之印’为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证。近年来，晋宁河泊所遗址‘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封泥文物的出土，说明了汉武帝在设立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同时，由中央王朝直接委派‘滇相’这一实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滇已经纳入中央王朝的管理。”张永康说，这枚金印，回答的是“谁来管”——中央王朝册封，滇王虽“复长其民”，而真正的管理则是按郡县制，即益州郡来实现的。

　　从“滇王之印”金印到“滇国相印”封泥，再到河泊所遗址出土的简牍、瓦当等，考古发现勾勒出一幅清晰图景：古滇国及其文化，较快地融入了中央王朝及其文化之中。

　　一印见证“怎么管”

　　在新疆博物馆展厅里，“司禾府印”安静地躺在展柜中。别小看这枚低调朴素的小印，它的分量可不轻。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发现了它。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巴音其其格解读道，“司”为“管理”之意，“禾”指的是“禾苗”或“庄稼”，“府”为“官府”或“机构”。因此“司禾府”即“管理庄稼的机构”，就是主要负责屯田和粮食种植事务的地方。

　　这枚“司禾府印”，恰恰印证了东汉时期在尼雅一带屯田并设有专司屯田事务机构的史实。结合尼雅遗址出土的麦粒、青稞等农作物遗存及农具残件，汉代通过屯田实现边疆稳定、促进西域农业发展的历史策略，变得具象可感。

　　这枚印本身也极有特点。巴音其其格介绍：“该印以碳精刻制，桥形钮，通高1.7厘米，边长2厘米，印文为篆文，阴刻。”

　　汉代官印制度严格，新疆目前出土的如“汉归义羌长印”为铜印。“司禾府印”为碳精质地，是非金属石料，在汉代官印中是极罕见的特例。

　　为什么用碳精？巴音其其格解释：“碳精质地轻便、就地易得、成本低廉，仅为西域基层屯田机构自制办公用印，是边疆基层办事印独有的材质标识。”

　　很多人对西域的印象，大多是大漠风沙、丝路驼队、边关战事等。但这枚印章清晰地告诉人们，2000多年前的新疆地区，有良田、有粮仓、有完整的屯田政务。

　　屯戍活动作为两汉治边之策，历朝历代都有仿效。屯戍活动的展开，增强了西域对中央王朝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强化了“大一统”的认同。在共同开发建设、共同保卫边疆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形成了休戚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

　　双印遥望照长河

　　两地的展厅里，观众依旧络绎不绝。有人在“滇王之印”前驻足，有人在“司禾府印”前沉思。这两枚印章，都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隔着数千里的距离，却在博物馆的灯光下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从不同维度共同实证了中央王朝对边疆的统一治理。

　　如今，这两枚沉睡千年的印章不再只是展柜里的古物，两地博物馆正以多样的表达方式，让文物“说话”。“滇王之印”主题票卡——这个承载古滇国历史珍贵印记的文创产品，已化身地铁文创票卡。历史印记邂逅现代地铁出行，每一张“滇王之印”文创票卡，都是那段历史的传承载体，让人们在出行路上，与西汉往事不期而遇。

　　收藏了“司禾府印”等众多珍贵文物的新疆博物馆正以科技力量赋能文物保护，以创意活水激发文化创新，让文化遗产在数字技术中重获新生。“通过手机看咱们博物馆的数字展厅，在家就能看清这枚小印上的每一道刻痕，2000多年前的历史一下子就到了眼前。”乌鲁木齐市民艾孜买提·艾木如拉说。

　　“‘滇王之印’是汉代授印有制的典型实物。它清晰地证明：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张永康说。

　　巴音其其格说：“作为出土于边疆的两枚重要印章，二者从形制、内容上虽有鲜明的区别，但都无可辩驳地实证了汉代中央政权对边疆的统一治理。”

　　不论是“司禾府印”，还是“滇王之印”，古老印章所承载的历史内涵，正跳出展厅，在现实生活中得到生动回响。今天，走在新疆大地上，从伊犁河谷的良田到塔里木盆地的绿洲，从乌鲁木齐的繁华都市到边境口岸的繁忙货场，2000多年前屯田留下的印记，仍在以另一种方式延续。

　　镜连山海

　　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姚刚

　　一面出土于新疆若羌罗布泊北方城墓地，一面出土于广西贵港市火车站东北汉墓——相隔数千里的两面汉代铜镜，形制同源、工艺同宗、寓意同脉。

　　约2000年前，它们沿丝绸之路从中原走向边疆，是中原文化沿丝绸之路西渐、扎根边疆的鲜明物证，生动印证了汉代中华文化多元一体、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

　　古镜同出中原范式

　　走进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一面来自罗布泊北方城墓地的汉代铜镜静静陈列，诉说着楼兰先民的生活与向往。这面国家一级文物“君宜高官”铜镜，直径10.6厘米，厚0.3厘米，铜镜背面雕琢细腻，云纹、星纹、对鸟纹错落有致，镜钮四方的隶书铭文清晰工整，“君宜高官”四字古朴隽永。

　　“铜镜沿用汉代中原经典样式，圆钮居中，以高锡青铜铸造而成，工艺精致、形制规整，尽显汉代手工业的成熟水准，也藏着古人对顺遂生活、锦绣前程的朴素期许。”巴州博物馆讲解员闫一乐说。

　　汉代是中国铜镜发展的繁荣时期。相较于战国铜镜的简约素朴，汉镜更注重制式规范、纹饰美感与文字寄托，吉祥铭文成为汉镜最鲜明的时代标识。广西贵港市火车站东北汉墓，1969年出土的“长宜子孙”四瓣石榴纹铜镜，与罗布泊北方城墓地出土的汉镜遥相呼应。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藏品管理和展览部工作人员崔小洁介绍，“长宜子孙”四瓣石榴纹铜镜镜面覆着温润厚重的黑漆古包浆，四瓣石榴纹环绕篆书吉语，纹路对称雅致，寓意家族绵延、子孙昌盛，是岭南地区汉镜珍品之一。

　　湖北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青铜器制作技艺（青铜镜修复及复制技艺、青铜编钟制作技艺）的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仙有生，常年潜心研究各地馆藏汉镜遗存。在他看来，新疆与广西出土的这两面铜镜，虽远隔千山万水，却处处彰显着纯正的中原工艺。从青铜合金配比、淬炼温度，到镜面打磨手法、纹饰构图逻辑，二者均严格遵循汉代中原铸镜标准。汉镜铜含量稳定在70%左右，锡料配比适中，质地细腻，浅浮雕线条简约大气。

　　这并非偶然的孤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博院（博物馆）院长淳雪凤介绍，多年来，新疆多处古遗址、古墓葬的考古发掘，不断续写着中原文化深刻影响西域的历史脉络。除罗布泊北方城墓地出土的铜镜之外，民丰县尼雅遗址、洛浦县山普拉古墓群、尉犁县营盘墓地及若羌县楼兰故城，先后出土多面铸有“君宜高官”“宜家常贵”等铭文的汉镜。这些散落的青铜古物，制式、纹饰、铭文高度统一，充分说明汉代中原的手工技艺、审美风尚与精神追求，早已深深扎根西域。

　　价值相通审美相融

　　两面同源古镜，不只是精巧的生活器物，更是汉代大一统治理格局最生动、最具象的历史物证，无声诉说着华夏疆域一体、文脉一统的深厚渊源。

　　西汉时期，中央政权持续完善疆域治理体系。公元前60年，西汉统一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开创了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治理新疆地区的先河。此后，屯田戍边、军政治理、人口迁徙常态化开展。与此同时，汉中央政权平定南越（今以广东、广西为核心区域的岭南一带）后，在其辖境设置九郡统筹治理。在政令畅通、治理有序的前提下，中原的农业和手工业技术、礼制、文化艺术等向边疆地区传播，进一步筑牢了坚实的政治根基。

　　“南北两地出土的汉代铜镜充分印证，汉代中央政权对西域、岭南实现了有效管辖，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逐渐加深。”淳雪凤说。边疆地区广泛使用制式统一、寓意相同的中原风格铜镜，绝非简单的商贸流通结果，而是大一统背景下，全国上下价值相通、审美相融、文化同心的真实写照，有力佐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丝路畅通，文明互通。繁荣的汉代丝绸之路，搭建起中原与边疆双向交流的立体通道。依托戍边驻防、商旅往来、朝廷封赏、人口迁徙等多种方式，中原的铜镜、丝绸、漆器及农耕、铸造技艺源源不断西传，深刻改变并重塑了西域百姓的生活方式与审美体系。

　　与此同时，西域的玉石物产、乐舞文化东入中原，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多元内涵；岭南的珠贝香料北上流通，中原的礼制文脉南下扎根。东西互鉴、南北互通，在辽阔的中华疆域上，形成了各区域交融共生、双向赋能的文明图景。

　　巴州博物馆收藏的“昭明”铜镜、连弧叶纹铜镜，广西博物馆珍藏的汉至唐规矩纹镜、海兽葡萄纹镜等系列文物，与两面古镜一脉相承、互为佐证。从汉至唐，中原铜镜的制式审美始终主导边疆器物的发展变化，这些器物清晰勾勒出中华大一统格局绵延不绝、华夏文脉生生不息的历史轨迹。

　　美学气韵传承创新

　　古镜藏古韵，文脉有新声。千年前，方寸铜镜承载着华夏儿女对家国兴旺、生活美满的共同向往；千年后，这份深厚的文化认同与家国情怀，在传承创新中焕发全新生机。

　　为让沉睡在展厅里的千年文物活起来，巴州博物馆深挖馆藏“君宜高官”铜镜的文化内核，依托文物IP开发冰箱贴、纪念币等系列文创产品。以古镜纹饰、吉语铭文为设计灵感，复刻汉代美学气韵，让游客在带走文创好物的同时，读懂古镜背后的文化底蕴与交融故事。

　　非遗传承亦为文脉延续赋能助力。仙有生坚守古法铸镜、磨镜技艺，深耕传统工艺、恪守古制精髓，同时主动探索创新路径。通过优化材料工艺、开发文创新品，让古老的青铜镜铸造技艺走出博物馆、融入新生活，让藏在方寸青铜里的大一统历史、民族交融故事、中华同源文脉，以更鲜活、更贴近大众的方式广为传播。

　　一镜连山海，一脉贯千年。

　　新疆与广西两地出土的同源汉镜，是镌刻在青铜之上的历史答案：泱泱华夏，疆域一体，文脉同源。从汉代大一统格局下的文明交融，到新时代的文脉传承，一面面铜镜历经千年岁月，印证着新疆与中原同根同源、同文同脉的历史事实，见证着各民族交融共生、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让绵延千年的中华文脉在西域大地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寻龙”溯源

　　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唐堪东

　　在新疆博物馆文创展区，“金鳞开运”系列龙纹金带扣主题冰箱贴、镂空纪念章等文创产品备受青睐，不少游客和孩童驻足端详，在方寸器物间触摸千年文物的温度。

　　此前，新疆博物馆联合辽宁省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安徽博物院，推出五馆联名“金鳞开运”汉代龙纹金带扣系列文创。系列文创产品以国家一级文物为原型，深挖龙纹图腾意蕴、丝路文化底蕴和中华大一统内涵，凸显年轻化、潮流化特色，让千年文物走出展馆、走进大众生活，迄今已成为文博传播的热门佳作。

　　一西一东，山海呼应。新疆和辽宁，各有一件含“龙”量很高的文物：2000多年前，新疆八龙纹金带扣随葬于天山南麓丝路要道焉耆，辽宁大连汉十龙金带扣长埋于辽东海疆门户。两件相隔3000余公里的汉代文物，形制同源、工艺相通、文脉同心，生动映照出汉代“万里同规、四海归一”的大一统格局。

　　“这件金带扣太惊艳了！”走进新疆博物馆，不少观众会被这件历经2000多年岁月洗礼的“黄金珍宝”吸引。展柜中的八龙纹金带扣熠熠生辉，纹饰灵动精巧，华贵大气的汉代工艺风采，历经岁月沉淀依旧夺目。

　　八龙纹金带扣为金质打造，圆首方尾，采用模压捶揲工艺精制而成，长9.8厘米，重约50克。扣面凸显一条大龙和七条小龙，群龙姿态灵动、扬爪摆尾、首尾相顾，栩栩如生。新疆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巴音其其格介绍：“匠人用比头发还细的金丝，焊接出龙身的花纹和水波纹，龙身上镶嵌有绿松石、红宝石，虽然大多脱落了，但依然能看出它的华丽与精美。”

　　整件金带扣集造模、捶揲、镶嵌、研磨等多种工艺为一体，设计之精巧，做工之考究，在汉代金器中甚为罕见，是不可多得的精品。巴音其其格说，这件带扣上精妙绝伦的细节处理，不仅展现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金属工艺水平，也印证了汉代中央政权与地方的密切联系。它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护臂、“汉归义羌长印”齐名，是汉中央王朝赏赐或颁发给西域城郭王公贵族的礼物或官印。

　　跨越千里山海，渤海之滨的大连汉十龙金带扣与新疆八龙纹金带扣完美呼应。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汉墓博物馆）研究员张翠敏团队证实，这件汉十龙金带扣长9.5厘米，重38.27克，同样采用前圆后方的经典形制，含金量为93.4%至98.8%，推测出自汉代中原官营作坊，工艺体系与新疆馆藏金带扣高度相似。

　　该器物集捶揲、模压、掐丝、扭丝、熔焊、穿孔、镶嵌等汉代细金工艺于一体，扣面十龙戏水，绿松石错落点缀，龙脊金珠排布规整、工艺精湛。张翠敏说：“其中独特的熔焊技术为国内首次发现，学界推测，此类金带扣是汉中央王朝赏赐皇室成员、高级贵族、官员等高等级人物的专属信物。”

　　两件文物分别出土于新疆博格达沁古城遗址与辽宁大连营城子汉墓，地域相隔数千里，却在器型范式、纹饰体系、制作工艺、中央礼制上高度契合，充分彰显了汉代手工业标准化、规范化的高超水平。

　　礼制同根

　　金带扣是古代男子腰带上的扣合器，在等级森严的汉代，它不仅是实用配饰，而且是权贵阶层专属的礼仪重器，是王朝礼制体系、官阶体系等制度的具象载体，是中央王朝维系疆域治理、凝聚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汉代是中华大一统格局巩固发展的关键时期，疆域辽阔、礼制完备，官造器物形成统一规范，通行于全国广袤疆域。

　　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域正式纳入汉朝管辖，中央政府开始在这里行使主权，“汉之号令班西域矣”。

　　“八龙纹金带扣1975年出土于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博格达沁古城遗址，这里是汉代西域绿洲重镇焉耆的核心区域，也是天山南麓丝绸之路咽喉要道，是汉朝经略西域的重点区域。”巴音其其格表示，这件金带扣直观印证了汉王朝对西域王公的册封制度与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

　　张翠敏介绍，汉十龙金带扣一般为诸侯王、皇室成员、高级官员使用，足以佐证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地位。这件金带扣的装饰理念、工艺流程与新疆八龙纹金带扣有诸多相同之处，仅在龙纹数量、造型、宝石排列等细节方面略有区别。

　　从西北西域重镇到东北海疆门户，两件金带扣跨越山海遥相呼应，有力印证了汉代大一统礼制体系贯通全国、覆盖边疆的历史事实。巴音其其格介绍，除新疆、辽宁大连外，安徽寿县、湖南安乡刘弘墓，乃至汉乐浪郡（今朝鲜平壤）石岩里9号墓，均出土过形制相近的龙纹金带扣。这类器物作为中原王朝高等级专属礼器，承载着统一的中央礼制、官阶体系、手工业技术与册封赏赐制度，是历代中央王朝实现广袤疆域统一治理的实物见证。

　　文脉同心

　　金带扣绝非单纯的黄金配饰，它凝结着汉代匠人的工艺智慧，更承载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绵延不绝的精神内核，是汉代四海归一、家国一统的珍贵历史切片。

　　风沙侵蚀了八龙纹金带扣上镶嵌的部分宝石，却磨灭不了盘绕其上的龙纹图腾；千年深埋未曾褪去汉十龙金带扣的文脉光芒，静静诉说着汉代中央王朝对辽东地区的有效管辖与治理。

　　张翠敏表示，大连地区分布的众多汉墓群与历史遗迹充分证明，汉代大连地区商贸繁荣、人口集聚、交通畅达，是辽东郡的经济中心，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在汉代疆域管理与对外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巴音其其格看来，八龙纹金带扣的价值，早已超越器物本身的工艺与材质，其背后是深刻的国家治理内涵。以龙为图腾的汉代金器扎根天山脚下，有力佐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让文物活起来、让大一统文脉传下去，新疆博物馆等五馆联动深挖龙纹金带扣的文化内核，依托文物原型创新打造“金鳞开运”系列文创产品。新疆博物馆文创部主任关懿表示，系列文创将汉代礼制美学、丝路文脉与中华大一统理念转化为大众可触摸、可收藏、可传播的文化载体，搭建起古今对话的文化桥梁，让沉睡千年的文物在新时代焕发新生。

　　抚古鉴今 洞察千年治理逻辑

　　高娃

　　文物没有血肉，却有文脉相承。“滇王之印”“司禾府印”，新疆出土的八龙纹金带扣、辽宁发现的汉十龙金带扣，“君宜高官”铜镜、“长宜子孙”铜镜……这些散布于天南海北的文物，历经千年岁月淘洗，始终带着鲜活的历史温度，让我们得以洞察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绵延发展的深层治理逻辑。

　　一方印信，印证贯通一体的治理体系。印信是国家行政管辖的实物凭证，是治理体系落地的制度标识。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滇王之印”，与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的“司禾府印”，一南一西遥相呼应，共同印证了汉代边疆治理的制度链条。从益州郡到西域都护府，从中央政府委派的行政长官到专司农事的官署，两枚印信本质上是同一套治理体系在不同层级、不同地域的具体实施。

　　印信为凭，证明新疆早在汉代就已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统一的根基早已深植于社会发展的逻辑之中。抚古鉴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如今种种，正是对大一统观念的赓续与升华——边疆的发展，始终与国家发展大局同频共振。

　　一件金带扣，见证交融共生的鲜活图景。出土于新疆博格达沁古城遗址的八龙纹金带扣，与远在辽宁大连的汉十龙金带扣，形制同源、工艺相通、规制相近，连龙纹的排布方式、金片的捶揲技法都如出一辙。这不是偶然的工艺巧合，而是各地区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的印证。

　　汉代在西域施行屯田制，随屯垦队伍西迁的不仅有戍卒百姓，还有大批官营工匠。他们把先进的铸造、镶嵌技艺带到西域，也让中原的礼制规范、审美风尚深植边疆。从生产技艺的薪火相传，到礼仪规制的渐趋统一，再到审美文化的和音共鸣，金带扣的万里呼应，丈量出人员往来的密度、经济互联的深度、文化互鉴的厚度。从历史上的交流往来，到新时代的共居共学、共事共乐，交融共生的逻辑一以贯之。这既是历史的传承延续，也彰显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包容共进的厚重底蕴。

　　一面铜镜，映照文脉传承的深厚根基。铜镜不只是日常器物，也是价值理念的载体。出土于若羌罗布泊北方城墓地的“君宜高官”铜镜，与出土于广西贵港的“长宜子孙”铜镜，跨越万水千山却意涵相通。这些承载着传统理念与美好期盼的铜镜，走入西域百姓的日常生活、走入边疆各族的墓葬仪轨，意味着共同的价值理念、文化心理与精神追求，早已浸润各族群众的心灵深处，成为融入血脉的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回望千年，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时代变迁而始终保持强大凝聚力，在于文化的纽带始终紧紧联结着各族人民的心。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文脉传承，正是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不竭精神动力。

　　以史鉴今，可知兴替。跨越千年时空凝视遗珍，我们最终读懂的，是生生不息的治理智慧，是交融共生的文明逻辑。把历史智慧转化为当代治理效能，把团结奋进的精神凝聚为蓬勃发展的动能，我们定能在这片热土上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发展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