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丨唐代墓葬新发现：有力实证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管辖治理
闫存庭
■吐鲁番市巴达木东墓群程奂墓、李重晖墓与库车市友谊路墓群尹公墓三项重要考古新发现，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更为历代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治理新疆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考古实证，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统的历史基因，也为深入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学术样本
丝路绵延万里，西域留存珍迹，天山南北的地下考古发现，镌刻着大一统的千年印记。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发布吐鲁番市巴达木东墓群程奂墓、李重晖墓与库车市友谊路墓群尹公墓三项重要考古新发现，以实物史料实证了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行使主权、实施有效管辖与治理的历史事实。出土的墓志、墓葬形制以及各类文物遗存，以确凿的实物证据清晰展现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行政管辖、军事治理与文化融合的完整图景。这些发现不仅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不足，更为历代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治理新疆提供了坚实有力的考古实证，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统的历史基因，也为深入研究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学术样本。
建制完备层级清晰，行政管辖规范有序
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管辖，绝非零散的举措，而是系统完备的行政建制和层级清晰的治理体系。此次三项考古发现，完整还原了唐代安西、北庭都护府治理西域的架构，为中央政权对西域的制度化管辖提供了最直接的实物佐证。
公元640年，唐朝平定高昌，设立西州，并推行州县制。此后相继设立安西、北庭都护府，形成大都护府、都督府、州县三级管理体制，这一核心制度在三方墓志中得到充分印证。程奂墓志记载其历任瀚海军副使、摄西州司马、北庭都护府长史，最终官至摄北庭副都护，完整展现了北庭都护府规范的官员升迁体系；李重晖由瓜州调任西州，历任交河县令、录事参军至西州都督府长史，官职晋升严格遵循唐代官吏选任制度，即便安史之乱后西域与中原联系一度受阻，西州的行政秩序依然稳定，职官体系运转如常；尹公墓志明确其官至安西副都护，兼领四镇支度判官、侍御史，集军政、财政、监察职权于一身，与安西都护府军政合一的治理体制高度契合。其墓葬地处龟兹故城东100米，更直接证实龟兹故城曾为唐代安西都护府治所所在地。
三方墓志再现了伊州、西州、庭州一体化管理体制，充分证明唐代中央政权在人事任免、行政管理等方面对西域实施了有效治理。一系列考古实证充分证明，西域始终处于中央王朝有效管辖之下，其疆域归属与治理传统历历可考、毋庸置疑。
坚守正朔初心不改，政治认同坚如磐石
安史之乱后，西域兵力空虚，吐蕃趁机进扰，河西、陇右等地相继失守，西域与唐朝中央政府的联系一度中断。考古发现仍以详实的资料证实，尽管身处如此艰难的历史境遇，边疆地区对中央政权的政治认同始终坚定不移。
年号作为重要文化符号，是中央权威与制度在地方推行实施的直接体现。李重晖出身关陇贵族，胸怀效法班超、建功西域的远大志向，奔赴西州戍守边疆直至终老。其墓志中忠以报国的记载，正是唐代中原志士投身边疆、守边固疆的生动写照。李重晖卒于贞元五年，其墓志明确使用唐朝中央“贞元”年号。这一史实充分表明，唐西州地方政府虽身处孤悬西陲处境艰难，仍始终尊奉唐朝正朔，彰显出对唐朝中央政府的高度认同与坚定归属。程奂所任摄北庭副都护一职，虽因西域与中原联络阻隔，由北庭都护李元忠临时版授，但其墓志始终称“唐”或“大唐”，尽显西域地方官员恪守正朔、固守疆土的坚定政治立场。尹公卒于贞元七年，墓志记载其曾由安西陆路出使黑衣大食，与贞元元年杨良瑶从长安走海路出使黑衣大食之举遥相呼应，构成陆海联动的外交格局。这一珍贵史料有力证实，贞元年间的安西都护府仍在正常行使外交、军事等核心职能，唐代对西域的有效治理从未中断。
从遵用唐朝年号、恪守中央正朔，到延续典章制度、维系行政体系；从完备的官职设置，到有序的行政运转，一系列考古实证清晰昭示，即便与中央政府联系一度受阻，西域仍始终与中央政权同心同向，对中央的政治认同深入人心。
礼制规范深度认同，文明融合凝聚向心力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此次发现的3座唐代墓葬，墓葬形制、丧葬习俗与随葬器物均与中原地区高度契合，同时有机融入地方特色，生动展现了中原文化在西域的广泛传播与深远影响，再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有力印证了新疆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尹公墓4米见方的墓室规制，严格遵循中原墓葬“官葬分区”礼制原则，是中原丧葬礼制在龟兹地区落地生根的直接实证。巴达木东墓群呈现“聚族而葬”的埋葬方式，遵从昭穆制度，墓葬坐北朝南，与中原丧葬习俗一脉贯通，反映出西域各族群已深度融入中原礼制体系之中。李重晖墓葬为双室土洞墓，严格遵循唐代二品以上官员方可使用双室墓的丧葬规制，与长安、洛阳地区的高等级墓葬形制相似，充分证明唐代丧葬礼仪制度在西域得到完整承袭与严格执行。
随葬器物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李重晖墓出土遗物以彩绘泥俑为主，另有金银平脱器、瓷碗、陶壶以及大量钱币，这些钱币既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等在当地流通的主体货币，也有突骑施钱、波斯银币等外来货币，既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强大向心力，也见证了各民族文化在西域交融共生、共同发展的历史常态，凸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程奂墓出土的彩绘泥俑涵盖文吏俑、仕女俑、武士俑、跪拜俑以及各类动物俑等，其造型风格、组合形式与摆放规制等，均与中原地区的丧葬用俑传统一脉相承，既保留了中原的艺术特色，又融入了西域的生活风貌，是中原文化在西域广泛传播、深度浸润的生动体现。
文脉相续史证昭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根基
三项重要考古发现以地下出土的实物史料为依据，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共同构建起唐代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完整证据链。透过这些考古遗存，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体系完备、绵延不绝；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互鉴、深度交融；边疆各民族对中央政权高度认同、同心同向；新疆地区融入中华大一统格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不可动摇的历史根基。
新时代新征程，新疆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是我们驳斥历史虚无主义、厘清新疆历史脉络的重要支撑，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以考古实证为基石，深入挖掘新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生动讲好中国新疆故事，让千年丝路的历史记忆成为凝聚民族情感的纽带，让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成为推动新疆发展的精神力量。我们要从考古成果中汲取智慧与力量，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守护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携手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