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镌史，三项重大考古发现里的大唐守边路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在2月8日举行的2025年新疆考古工作汇报会上，公布了三项“实证历代中央政权有效管辖治理新疆”的重大考古发现——吐鲁番市巴达木东墓群唐北庭都护府副都护程奂墓、唐西州长史李重晖墓以及库车市友谊路墓群唐安西都护府副都护尹公墓。

　　2022年和2024年，在位于火焰山脚下的巴达木东墓群，考古人员相继发现了程奂墓和李重晖墓；2025年9月，在库车市友谊路墓群发现了尹公墓，它是新疆首次发现唐代安西都护府高等级官员墓葬。

　　墓志有声，遗风历历。穿越千年尘烟，三项重大考古发现以丰富翔实的出土遗存，实证了唐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有效治理，重现了丝绸之路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绘山河的历史图景。

　　他们是唐代驻守西域的高等级官员

　　“在吐鲁番市巴达木东墓群，曾先后发现了多座唐代高等级官员的墓葬，从墓志记载可见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治理，从诸多随葬品可见，唐代中原地区的礼仪制度、丧葬习俗对西域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尚玉平说，吐鲁番市巴达木东晋唐时期墓群的发掘成果，对北庭都护府军政建置研究有重要价值。

　　程奂墓、李重晖墓中均有墓志，对他们的身份、仕宦履历、当时的机构设置以及局势做了详细记载。

　　程奂墓中的志盖上用小篆阴刻着“大唐故程府君墓志铭”，墓志首题“唐故中散大夫恒王府长史摄北庭副都护广平程府君墓志铭”，墓志有部分损毁，能辨识出约500字。生于河北邯郸的程奂，跟随长官李元忠来到伊西庭地区（伊州、西州、庭州合称），因功受提拔并逐步被重用，接连担任瀚海军副使、摄西州司马、北庭都护府长史，后摄北庭都护府副都护，直到63岁在西州去世，妻郝氏贤淑，育有两子。

　　李重晖的墓志首题为“唐故西州都督府长史朝散大夫太子中允陇西李公墓志铭并序”，他是甘肃天水人，生于唐武周长安四年（公元704年），卒于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享年85岁。他曾做过瓜州都督府户曹参军、西州都督府交河县令、西州都督府录事参军、西州都督府长史。他的妻子出身于洛南县大家族，长子和幼子都在朝中为官。

　　李重晖祖上生活在辽东，后迁居陇西地区，逐渐发展成关陇一带的贵族，家族中诞生过很多仕途显赫的成员，包括隋代梁州总管李宽、唐代义成节度使李澄、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等，而李重晖的祖父李檀也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守亳、汝、魏三州刺史”，父亲李谨曾任“正议大夫，行汾州长史”。

　　“从李重晖墓志记录的‘倾慕班超之志’，可见他心怀报效祖国、守土固边的情怀，并没有因为出身世家大族而选择安逸生活。”尚玉平说，在已发现和被记载的古代驻守及生活于新疆地区的历史人物中，有不少像李重晖这样生在中原、献身边疆的守护者。

　　2025年9月5日发现尹公墓时，考古人员先通过墓中武士泥俑、开元通宝等，判断这是一座唐代高等级墓葬，而后通过刻有“唐故四镇支度判官侍御史尹公墓志铭”字样的方形志盖及墓志中可识读出的686字，确定墓主人是曾任唐安西都护府副都护的尹公。

　　它是新疆已发现的唯一一座有明确纪年的唐代砖室墓，也是南疆地区首次发现有墓志和武士泥俑的墓葬，填补了唐中后期安西都护府高级官员墓葬考古发现的空白。

　　“志文记录尹公是甘肃天水人，因为墓志部分篆刻字迹已损坏，无法辨识全名，考古人员就以志盖上的‘尹公’来称呼。”库车市友谊路墓群考古项目领队阿里甫江·尼亚孜说，“志文写他卒于唐贞元七年（公元791年），说明此时期，安西都护府仍正常治理安西四镇，维护西域的社会稳定。同时，志文所述也证实了安西都护府的治所曾设在龟兹故城。”

　　安史之乱后仍“克奉正朔，坚保封疆”

　　公元640年，唐在西州（今吐鲁番一带）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后来又将治所迁到龟兹，管辖龟兹、于阗、疏勒、焉耆（一度由碎叶替代）四镇。公元702年，武则天又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这两大军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有效巩固了唐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治理。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为平叛抽调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的大量守军，导致西域兵力空虚，吐蕃借机进入，一度阻断了西域与中央政权的联系。

　　从墓志志文可见，程奂、李重晖、尹公在西域任职期间，都经历了安史之乱后西域与中央政权暂时失去联系的危机，但他们都做到了“克奉正朔，坚保封疆”。

　　以在程奂墓志中出现的人物“元帅”李元忠为例，他自唐代宗时起，主政北庭都护府及伊西庭地区18年，竭力缓解了安史之乱后此地区的动荡局面，使得北庭都护府持续承担为大唐守护边疆的重任。

　　在程奂的墓志中，有“摄北庭副都护”的表述，这个“摄”字在唐时伊西庭地区比较常见，吐鲁番出土的很多文书中都有标注“摄”的官名。“‘摄’就是暂时代理，即还未经过中央政权正式任命的官职。程奂的‘北庭副都护’之职应该是当时北庭都护、伊西庭节度使李元忠任命的，但依然要遵照当时唐中央的职官制度。”吐鲁番学研究院历史文献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高春莲说，志文中有“唐”或“大唐”称谓，“大历十一年”的年号，可见西域官员在特殊时期仍继续遵守唐的年号制度。

　　从墓志中可以看出，这几位驻守西域的高等级官员比较“全能”，曾在多个领域任职。比如程奂既能在军队号令兵马，也能在地方管理琐碎事务，还曾在同一时期身兼多职，在摄西州司马时，还兼任西州别驾、前庭县（高昌县）令。而尹公做过县令、主簿、都虞候制官、关东兵马使、水陆运使、掏拓、率更令，工作领域涉及军营事务、运输、渠道维护、礼乐刑罚等。

　　“尹公在于阗、焉耆、龟兹、西州交河县、邠州（今陕西彬州一带）、京兆府岐阳（今陕西宝鸡一带）等地都有任职经历。”阿里甫江说。

　　考古人员在他们的墓葬中发现了墓道、过洞、壁龛、天井、甬道、耳室、墓室……这些墓葬的形制规格，符合唐代地方高等级官员的丧葬规定。

　　由墓志记载和墓葬形制规格可见，即使在安史之乱后，因吐蕃侵犯而导致西域与中央政权的联系时断时续，唐中央政权律令中的年号制度、职官制度、丧葬制度仍在西域施行。

　　“程奂和李重晖墓志详细记载他们在西域工作生活时的社会状况，有效补充了唐代对北庭军政建制文献记载的不足。”尚玉平说，唐代高等级官员工作、生活并埋葬在西域，实证了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辖治理。

　　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一脉相承

　　在发现尹公墓的2025年，考古人员在友谊路墓群的发掘区共清理出春秋战国至唐代墓葬510座，墓葬形制、葬式、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在出土的310余件（组）遗物中，有陶器、金器、料珠、玉器、铁器、铜器、铅器、建筑构件等，其中有不少遗物都显示出中原风格和技艺。在部分墓葬中还发现了墓主人“口含、手握钱币”的现象，这是典型的中原丧葬习俗。

　　遗物中的葡萄纹单耳带流胡瓶、变形刻划莲花纹陶罐、三足铜盘、铁镜、打压金币和金箔等，说明了当时这里是多元文化荟萃之地。

　　自2007年在库车友谊路修建地下街时发现晋十六国时期的砖室墓起，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周围完成5次考古发掘，累计清理墓葬2200余座，年代分属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唐以及元明4个时期，出土文物2800余件（组）。

　　而在巴达木东墓群，琳琅满目的泥俑、陶器、木券、金银器、钱币、铜镜、漆器等遗物，同样展示着新疆多元文化交汇之地的鲜明印记，重现着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繁盛。

　　截至目前，墓群已发现东晋十六国时期墓葬18座、唐代墓葬9座，出土各类遗物600余件（组），为研究晋至唐时期历代中央政权的边疆治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考古人员在墓群中发现了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突骑施钱、波斯银币、拜占庭金币等曾在丝绸之路商贸往来中常用的流通货币，还发现了融合希腊、波斯风格的三耳绿釉罐，有中原特色的金银平脱花鸟纹铜镜、银平脱葵形漆盒、放麝香的鎏金银粉盒等遗物，都是在此前新疆考古发现中少见的。

　　“部分遗物还填补了唐代西域丧葬文化中的多项空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25年在编号M20墓中，首次发现了一组墓内陈设组合，它由彩绘木榻、木棺、木架、木箱、木骨屏风组成，这是国内已发现的唐代墓葬中罕见的器物组合。”尚玉平说。

　　组合中，木榻上摆放着案几、木盘、笔架与陶质箕形砚。其形制与北齐《校书图》中所绘木榻极为相似。木棺底座四周设有十二个壸（音kǔn）门（一种源自佛教建筑的设计样式），门内绘有带翼神兽——翼马、翼狮、翼虎，笔触细腻、勾勒如生、设色大胆、挥洒淋漓，神兽形态栩栩如生，充满威严力量。这些图案生动体现了古人对于身后归属的观念。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沈睿文认为，这套陈设组合融合了中原文化中的礼制、西域本地文化中的精神意象、外来文化元素，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鲜明特征。

　　巴达木东墓群出土的彩绘泥俑，种类丰富，是目前新疆地区唐代墓葬中所见规模最大、类型最完整、保存状况最好的一批，包括文官俑、武士俑、仕女俑、跪拜俑、骑驼俑及十二生肖俑等。它们工艺出色、栩栩如生，充满艺术想象力，呈现出西域对中原陶俑制作技艺的延续与演变。

　　除了泥俑，墓群中还普遍存在墓主口含或手握钱币的葬俗，同时出现了木质与铁质的“买地券”（放置于墓中、象征为逝者在阴间购置宅地的凭证），印证了西域地区对中原文化认同。

　　2024年，巴达木东墓群考古项目被纳入“考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下新疆历史发展进程研究”课题。今年2月4日，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