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马精神与马纹

　　伽蓝

　　提到马，就会想到龙马精神，与西方龙马相异的认知不同，在中华文化的认知体系中，龙和马的确是有关系有渊源的。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中的龙，头像马首，是较早与马有关的装饰类器物，其外形显著与龙马精神相联。

　　《龙马记》载：“龙马者，天地之精……高八尺五寸，类骆有翼，蹈水不没，圣人在位，负图出于孟河之中焉。”关于龙马的神话与传说，古今中外蔚为大观。在西方神话与传说里，龙马形象较为罕见，其造型多为有翼马、海马与人马，然而在华夏神话与传说中，龙马的比附现象极为普遍。相传，在伏羲所处的时代，黄河出现了一头龙首马身的神兽，该神兽背负“河图”，伏羲受到此现象的启发，创制了八卦，进而开创了华夏文明。“龙马”被视为祥瑞之兆，象征智慧与天启，因此，龙马精神包含有天道与首创精神。现今，河南省洛阳市的龙马负图寺因相关典故而得名，寺庙祭祀人皇之祖，纪念其智慧与创新精神。又传尧治理天下之际，河边出现过一匹“马色如丹”的神驹，此现象被视为圣王德政的征兆。《宋书·符瑞志》等典籍载：“帝尧即位，龙马衔甲，赤文绿色，临坛而止。有丹马出河，色如丹，赤鬣。”这匹毛呈丹色（朱红色）的神驹，与“龙马衔甲”的相关记载并列呈现。马的毛色为丹色，五行中对应“火德”，象征光明、阳刚、中正以及生命力。这说明龙马精神中包蕴对品性赤诚与卓越才干的肯定。

　　《山海经》载，犬戎国所产之白马名曰“吉良”，其鬃毛呈赤红色，眼睛状若黄金，骑乘此马者可享千岁之寿；另一匹名为“乘黄”，其状如狐，背生角，乘之寿二千岁，是西方白帝少昊的坐骑。这两匹神驹，均是古代神话中天马和神骏意象的重要源头，它们绝非普通的珍奇异兽，二者共同构筑了上古神话中有关“天赐祥瑞”与“生命升华”的深层意象。

　　再如《穆天子传》载，周穆王驾乘八骏进行西巡之举。此八骏分别名为“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每一匹皆具备独特之异能。它们载着穆王巡游于四海之域，穆王于瑶池与西王母相见。在《拾遗记》中，这八骏被径直称作“龙驹”。书中描述它们具有龙性，能够“日行万里”，实际上，这象征着王权拥有了贯通九州、巡阅八极的能力。八骏之毛色各不相同，分别对应八方与四时，暗合《易经》“周流六虚”的变化，这表明穆王的西巡乃是对天下时空秩序的亲身经历与确认，更说明龙马精神包含一种健行不息、通达天地的宇宙动能。

　　阿勒泰地区素有“千里岩画长廊”的美誉，在其富蕴县杜热乡徐云恰耳岩壁上有大量描绘放牧围猎的岩画，其中一幅描绘了一名骑马牧人与5只北山羊。骑马牧人处于画面右下方，形态极为生动；另一幅岩画呈现的则是一幅牛、马、羊、鹿混合放牧的图景。画面中，牛、马、羊、鹿姿态各异，有的低头啃食青草，有的抬头极目远眺。再如富蕴县喀拉通克乡博塔毛音岩画中的“围猎图”，图上共凿刻9个骑马人、一个徒步猎人、一个有尾饰的男子、一条猎犬、两只鹿、一匹马、一只大骆驼、37只大角羊与一只狼。尤其是9个骑马人的形象，直接证明当时马已被驯化并用于狩猎活动。37只大角羊的存在也暗示了以牧羊为主的放牧经济背景，马在其中可能承担运输、围猎等辅助功能。龙马精神强调“通达”特质，而牧马人借助驯化手段，达成了“人与马在速度及意志层面的高度契合”。岩画里呈现的原始社会初期，人与马和谐共生的场景，表明人类并非以征服者的姿态存在，而是作为引导者与伙伴，携手将马所具备的自然力量，升华成一种服务于群体生存与迁徙的“文明力量”，这似乎亦可被理解为“龙马负图”神话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在诸多原始文化里，牧养活动与祭祀仪式存在着紧密的关联。最为健壮、形态最为出众的马匹，通常会被遴选为敬献给天地山川的祭祀用品，因此，岩画上的牧马图亦属于一种祭天仪式，牧马人承担着“为天地蓄养并献祭灵兽”的职责，而将牧马场景镌刻于山岩之上，这一行为本身也体现出龙马精神所具有的“不朽”“铭记”与“昭示”的特质。

　　夏商周时期，马纹多被镌刻于玉器、石器及青铜器上，这一时期的马纹多是独立存在于器物上的。《周易》载：“乾为天，为圆，为君……为大赤，为良马”，此时，马已被彻底哲思化，成为“乾”卦、“健”德最贴切的象征。器物上的马纹，尤其是那些奔腾飞扬、与云气相逐的马形象，正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视觉化表达。春秋战国时期，马纹开始出现较为细腻的描绘，玉器、金器等器物上往往以龙头似马首的造型夺目，富于装饰效果。如青河县阿热勒镇出土的战国时期马纹金饰便是这一时期的典型，该金马有翼，身上有类似龙鳞的梅花纹，完全为神马之姿。正如《瑞应图》中对龙马之姿的描述，其认为龙马身高达八尺五寸，颈部修长，骨骼处生有羽翼，身侧垂着柔顺的毛发。当其嘶鸣时，会发出9种动听的声响。

　　秦汉时期，马纹被广泛应用于画像石、陶俑、丝织品等各类工艺品上，如汉代蓝地人首马身纹缂毛布，其上描绘有人骑于马上的场景。这时不少玉环玉璧都有马首蛇躯，鳞片遍布，俨然龙马化形。汉代广泛流行的天马实则为龙马。魏晋时期的石刻以及唐代的石雕龙纹，其龙头皆似马首且生有翅羽，尽显龙马之态，并与当时的联珠纹、团窠纹相组合，成为当时织锦的典型纹样之一。如吐鲁番木头沟出土的唐代联珠翼马纹锦等，皆可视为龙马。又如新和县通古斯巴西古城出土的浮雕马首龙身鹰翅纹灰陶范，其浮雕也是典型的龙马形象。

　　当然，最深入人心的还是《西游记》中西海龙宫的小白龙变成的白龙马，取经路上，它默负千山，静渡万水，健行天道。危难时偶现龙威，则显其“潜跃由心”的通达本性。白龙马不仅载唐僧西行，其存在更象征着：真正的超越在于肩负使命，于尘世之途脚踏实地、稳步前行，直至抵达理想之境。此情形与“龙马负图”相呼应，无疑是“龙马精神”最具感染力也最为完美的人格化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