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
陈华东
当前，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正重塑文化发展生态，不仅为文化领域治理变革注入全新动能，更对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更高要求，促使其向协同化、智能化与创新化方向转型。《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面对文化业态的深刻变革、文化主体的多元参与以及文化安全的复杂态势，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立足信息化发展新阶段，精准把握技术变革与文化治理的融合逻辑，通过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新生态，激活以人民为中心的内生动力，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深化数智技术的融合应用，以系统思维优化治理路径、强化治理效能。这既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破解文化治理传统难题、激活文化发展活力的关键举措。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构建多元协同的文化治理新生态
构建多元协同的文化治理新生态，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关键路径。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凝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等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根本原则。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核心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在思想上、精神上、文化上筑牢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另一方面，文化领域治理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基础性工程，需要多元治理主体协同发力。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文化治理的领导主体，坚持党的领导是确保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的根本保证。政府作为党和国家决策的执行主体，承担着文化治理宏观调控、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优化文化治理政策环境等职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经营主体具有资源配置效率高、推动文化产业创新快的优势，但同时也需要通过政府有效规范来整顿文化市场秩序。社会组织是文化领域治理的重要主体，发挥提供文化服务、凝聚社会文化共识的功能；公民个体以文化参与、文化创造的主体身份，丰富文化治理的实践维度。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各主体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分工协作、优势互补，打破文化供给失衡、网络生态治理效能不足等问题，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文化治理新生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活文化治理内生动力与服务效能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民立场就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治理根本价值遵循，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建设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取向。
文化领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其效能直接关系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与文化品质。一是文化治理内生动力根植于人民群众的主体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深刻揭示了只有人民才是文化创造的真正主体。因此，提升信息化条件下文化领域治理能力，要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拓展文化参与渠道，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理论智慧，使人民群众的持续实践成为推进文化领域治理的源头活水。二是提升文化领域治理服务效能，是对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积极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高品质的特征。这表明，不仅要在文化供给的量上增长，更要在质上提升。为此，新时代文化领域治理要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构建和完善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反馈机制，促进“文化+科技”融合发展、同频共振，实现文化服务数智化转型、个性化供给。三是要把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作为评判文化领域治理效能的根本标准，不断完善文化领域治理机制，让文化领域治理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
加快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传承创新与价值释放
新型文化业态是基于数智技术对传统文化形式进行拓展改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表达方式，以数字技术为支撑、以多元场景为载体，既是文化发展的新增长点，也是提升文化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建议》提出，“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培育新型文化业态，不仅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释放文化价值、增强文化感召力的战略路径。
一方面，立足文化传承，以数字技术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为带动，鼓励文化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守护文化基因与人文价值，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进行数字化采集、整理与活化，打破文化传承时空限制，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让文化资源从静态保护转向动态传播，不断丰富新型文化业态表达与供给维度，让新型文化业态成为文化传承创新的载体。另一方面，聚焦价值释放，强化新型文化业态治理赋能作用。信息化条件下，数据成为新的文化生产要素，算法成为新的文化生产工具。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要推动文化资源分类整合、数据共享，逐步形成以内容创作与分发平台为中心、多元供需主体共生的新型文化价值网络生态。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规范新型文化业态发展导向，引导数字文化、网络文化等业态传递正向价值，抵御不良文化侵蚀，筑牢文化安全防线。
深化数智融合应用，优化文化治理模式
数智技术作为提升文化治理精准性、协同性、预见性的重要驱动力，是信息化条件下优化文化治理的核心支撑。深化数智融合应用，本质是通过技术赋能重构文化治理流程、完善治理体系，推动文化治理从传统模式向现代化、精准化、高效化转型，全面提升治理效能。《建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以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相结合，抢占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要构建数智化文化治理平台，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文化治理全链条深度融合，整合文化政策、文化资源、服务数据、监管信息等各类要素，实现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协同治理向智能治理的范式升级，夯实文化治理现代化技术与制度基础。
一方面，完善数智治理的制度保障与人才支撑。细化制度规范，加快完善与数字文化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数智融合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明确数智化文化治理的数据安全、算法伦理、技术应用与平台责任边界等规则，实现技术赋能与制度保障协同发力，全面推进文化治理现代化。同时，完善人才培育，培育既懂文化又精通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提升文化治理从业者数智技术应用能力，完善引育用留机制，打造适应信息化治理需求的专业队伍，破解人才短板难题。另一方面，以技术赋能文化治理的精细化。加大文化领域数智技术研发与应用投入，攻克核心技术瓶颈，推动技术迭代升级，实现文化治理资源统筹调度、信息互联互通，适配文化治理多元需求。依托大数据分析群众文化偏好、需求差异，精准推送个性化文化内容与服务，破解传统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错位难题，推广订单式、菜单式服务模式，实现从单向输送到按需定制的转变。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时监测文化市场运行态势、舆论舆情动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对网络文化内容、文化市场经营行为进行智能甄别，研判文化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成效，为文化治理政策制定、策略调整提供科学数据支撑，提升治理决策的精准性与科学性。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版权追溯与保护机制，为非遗传承等提供全程可追溯的技术保障，有效遏制盗版侵权行为，推动治理重心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警、事中干预延伸，增强风险防控能力。通过数字化文化服务、互动式文化传播，推动新型文化业态融入基层文化治理，使其契合群众数字化文化需求，成为提升文化治理服务效能与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支撑。
[作者为新疆师范大学党委办公室（学校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