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老区焕新颜——陕西延川脱贫攻坚口述
口述人：刘景堂，1964年出生，陕西志丹人。1983年12月参加工作，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延安市延长县县长、延川县委书记，延安市副市长，延安市委常委、宝塔区委书记，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现为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访谈组：张湘姝 马福云 王道勇 张颢婷 陈晗
日期：2024年10月15日
地点：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会客厅
扶贫的“困惑”
我在延安市志丹县出生、长大，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我是1983年参加工作的，2022年来西安，到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此前将近40年，我就没有离开过延安这片土地。说起延安，大家非常熟悉，都知道这是革命圣地，却很少有人把这里跟“贫穷”两字联系在一起。我们这里是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过去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峁。百姓在山沟里种点粮食，养几只羊，一年到头就靠这些，日子肯定不好过。
我一直在基层工作，最开始是在乡镇政府当干事，先后做过延安市延长县县长、延川县委书记和宝塔区委书记，后来还做过延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我从1987年开始接触扶贫，在县里工作时一直负责抓扶贫，县里基本上每三五年就会定一个扶贫计划。但说实话，那个时候的扶贫比较粗放，方法也相对简单。当时我去村里扶贫，就是给包联的贫困户发钱发东西，经常遇到懒汉，蹲在墙根晒太阳，在家里等着我去送。今天补助、明天补贴，他们花完就没了，改变不了生活现状。后来我就很困惑，感觉扶贫像是走进了一个怪圈，领补助，花完，再接着领，接着花，最后还是受穷，国家白花钱。我就在想，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啊，得让他们干活，让他们自己去创造财富。但是怎样才能让他们干呢？干点啥？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办法。跟其他贫困县的同志们交流，他们也有同感，但谁都说不出什么好路子。
2012年3月，我开始当延川县委书记，一直干到2015年9月。延川是革命老区县，自然条件差，贫困体量大，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当时产业基础很薄弱，脱贫条件非常差，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主要依靠财政转移收入。拿延川县传统的红枣和苹果产业来说，红枣是延川的特色产业，已经有4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是国家林业局命名的“中国红枣之乡”。虽然品质好，市场也认可，但是管理得不好，产量也不稳定。苹果也有类似的问题，都是农户自己家种个几亩，零零散散的，还经常卖不出去，挣不了什么钱。当时，延川县财政比较困难，保工资、保运转压力很大。我是县委书记，是第一责任人，脱贫攻坚任务艰巨，还遇到了财政难题，到底该怎么干？我当时也没底，心里很焦虑。
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在全国搞脱贫攻坚，给了很多政策，我们县开始探索新的扶贫路子，包括移民搬迁、发展旅游、培育现代农业等等。2013年7月，延川遭受暴雨灾害，不少农村受了灾，房、路、农田被淹了。我们就化危为机，结合移民搬迁政策，推动移民搬迁，在文安驿镇建了移民安置小区，还建了古镇文化园和农业、畜牧和工业园区，这“一镇三园”建成后，基本解决了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应该说，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两三年时间，我们县做了一些工作，尽力改变贫困的面貌，但是没有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我的这种困惑一直到2015年初总书记回到延川调研，才找到答案。
总书记回延安
2015年2月13日至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西考察调研。他回到了延川，回到了梁家河，还在延安开了一个座谈会，亲自指导我们脱贫。
陕西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家乡，也是他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1969年他来延川县文安驿镇梁家河村插队，一待就是7年。他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知道什么叫农村，知道农村最苦的生活状态。百姓没柴烧，他心里急，看到《人民日报》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就不远千里，到四川学习。学完回来，他带着大家修沼气池，点亮了陕北高原的第一盏沼气灯。那个时候，他带着村民打淤地坝、挖深水井，还办磨坊、代销店、缝纫社、铁业社……想尽办法让百姓的日子好过些。他离开梁家河之后，还一直和村民们保持联系，又是写信，又是寄钱，还给梁家河村的吕侯生治病。1988年，他帮助梁家河通了电。1993年，他回村里一趟，专门来看看父老乡亲，又筹资帮助村里修了小学、过水桥。2007年、2008年、2011年、2014年，他4次给梁家河的乡亲们回信，在信中说心里非常惦念大家。我们延川人也把他当成家里人，一有他的消息，大家就传开了，他又调到哪里工作啦，正做什么事情啊，大家都很关注。
2015年2月13日一大早，习近平总书记坐飞机到了延安，他一下飞机就转坐汽车直奔梁家河村，去看望慰问父老乡亲。我当时作为县委书记，一直都跟着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后面我还参加了座谈会。
那天上午，我和文安驿镇的书记，还有梁家河村的11个村民在村口的知青坝等着。大概是上午11点左右，有3辆车从远处缓缓地驶来。但是在离坝地还有100多米的地方停了下来。总书记从第二辆车上走了下来。看见他下车，村民们就跑了过去，总书记也快步向前。隔了这么多年，总书记一个个都认得他们，立马就叫出他们的名字：“迎儿”“春娃”“成儿”，大家又是搂肩膀，又是握手，亲切得不行。说话间，彭丽媛老师也从车上下来了。总书记就用陕北方言向村民们介绍道：“这是我婆姨，今儿领回来让大家见一见。”村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
总书记叫住一个村民，说“张卫庞，你还没有变”，还伸出右手“狠劲儿”地拍在他的肩上。总书记问他生活咋样？吃些什么？有几个娃娃？张卫庞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老汉，当年总书记在离开梁家河前将近一年时间里是在他家搭伙吃饭的。所以，张卫庞见了总书记也不怯，跟老朋友一样，一见面就聊开了，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家里还种了十亩苹果。总书记听了很高兴。
迎接的村民中有一些是年轻人。总书记边跟他们握手边向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石春阳说：“随娃，还有几个不认识，介绍一下。”石春阳一一给他介绍，当介绍到巩保雄时，总书记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石春阳说：“这是会彦的儿子。”总书记点了点头，对巩保雄说：“你爸可是个老实人。”
到了村委会后，更多的村民拥了过来，激动地围在总书记身边，一步也不肯挪开。68岁的巩政富小名叫“开伙”，习近平总书记笑着对他说：“你当年劲大，摔跤是村里最好的，不过，你可摔不过我啊。”大家听了，欢笑一片。巩政富眼睛有毛病，一只眼睛已经失明。总书记关切地问：“你年轻时眼睛就不好，现在咋成这样了嘛！”这事他还记在心上，记得这么清楚，巩政富听了，直抹眼泪。
石春阳边走边向总书记介绍村里的情况，包括开展治沟造地，利用淤地坝增加耕地面积、发展农业生产等。总书记和大家一起开心地回忆当年打坝淤地的劳动场景，还问大家：“当年的坝地有没有损毁过？”“地里栽的什么？”他仔细察看了坝地溢洪道和护坝坡，嘱咐大家要加强管理和排查，雨季时要注意大坝的安全。当看到新建的梁家河小区规划图时，总书记问：“这楼房有多大面积？是几室几厅的？盖楼的资金是从哪里来的？”石春阳回答说：总面积103平方米，有三卧一厨一厅一卫，资金由县上结合移民搬迁、灾后重建等项目整合来的。总书记听后说：“这样很好。”
总书记还坚持要到山上的果园去看看，走到石春阳的果园时，总书记问石春阳：“3亩能收多少钱？”“一年投入多少？”听到一亩苹果能收入将近1万元时，总书记非常欣慰，转过身对我说：“效益不错，要好好抓下去。”我就把全县的苹果栽植情况向总书记作了汇报。他接着问道：“这里是不是苹果适生区？果质好不好？”“这个地方的苹果是什么品牌？”我告诉他，梁家河通过地膜覆盖、滴灌等方法解决降雨不足的问题后，成为苹果最佳优生区，这里的苹果就是梁家河牌。总书记又问：“哪里的苹果口感比较好？”我说，延安整体上都挺好，但我感觉梁家河的苹果口感最好。总书记和随行人员听后都笑了起来。后来，他继续问道：“梁家河靠什么收入？”“打工的人多不？”“都参加医保了没有？”“养老保险的标准怎么样？孩子上学没问题吧？”他问得很详细，大人孩子，方方面面，都问到了。大家作了如实回答，总书记也很满意。
中午，总书记在梁玉明家吃了顿饭。梁玉明是当年的老支书，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当时吃了炖羊肉、荞麦饸饹、油馍馍、蒸南瓜、麻汤饭、熬酸菜，都是地道的陕北农家普通饭菜。总书记和乡亲们忆苦思甜，回忆吃糠咽菜的日子，还时不时问大家，养殖业怎么样？养牛还是养羊？吃水来源，水质如何？
石春阳邀请总书记先去参观梁家河村史馆，让大家都能和总书记合影。从村史馆出来，村里13个姓的人分批和总书记一家人合影留念。合影后，总书记在院子里讲了一段话，很感人。他说：“今天能够回来看一看，心情很激动，看到大家感到很亲切。我是1969年1月份来的，那个时候我还不满16岁，也就是说，我人生第一步迈出来就到了咱们梁家河，来这里一下子待了7年。当年我人走了，但我把心留在了这里。”他说：“我人生第一步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他还说：“我在这里当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从那时起就下定决心，今后有条件有机会，要做一些为百姓办好事的工作。”大家听了也跟着激动，都鼓起了掌，不少人还流了眼泪。
临别前，总书记与乡亲们一一握手道别。上车时，他还特别交代：“要把文安驿（镇）的事情办好。”
每次回到梁家河，总书记都不空手。1993年回来时，他给乡亲们带了茶叶、钟表等礼物。这次回来，他又自己出钱给乡亲们采办了米、面、油、肉、春联、年画等年货，村里家家都有。中午吃过饭后，总书记他们每人还付了30元的饭钱。临走时，村里人也要回礼的，许多人家都拿了自家的土特产，要给总书记带回去。梁玉明也准备了小米、红枣等特产。但总书记都一一婉拒了。村民吕侯生的嫂嫂高彩梅给习近平总书记一家人做了三双鞋垫，上面绣着“幸福好运”“常回家看看”。彭丽媛老师说这个不能要。高彩梅急得不知说什么好。彭老师见她坚持，就收下了，后面付了她200元钱。
当天的场景，每一个细节至今我都历历在目，真切地感受到什么叫鱼水情，什么叫骨肉情。这使我体会到，什么是人民立场？那就是心要永远跟老百姓在一起。搞好脱贫攻坚，必须得有这种立场和精神状态。
总书记脱贫“四问”
在梁家河的调研结束后，总书记马不停蹄赶到延安。当天下午5点，他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主持召开了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当天一共有陕西、甘肃、宁夏的24位市县委书记参加会议。来的这24个人都是在原陕甘宁革命老区所属的一些县市工作。陕甘宁革命老区，大家都很熟悉了，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党带领人民军队奔赴抗日前线、走向新中国的出发点。
座谈会的主题是讨论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问题。座谈一开始，总书记就开门见山。他说，老区和老区人民，为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我们要永远珍惜、永远铭记老区和老区人民的这些牺牲和贡献。
总书记接着向参加会议的市县委书记们提出4个问题：一是如何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抓好县域经济发展？二是如何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加快改善老区老百姓生活？三是县一级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积极作为、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四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老区光荣传统，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总书记说大家就围绕这些问题讲，畅所欲言，要讲出自己感触最深、最真实的想法。
当时发言的市县委书记有6个人，除了我们延安市委书记姚引良和我，还有四位县委书记。我们围绕总书记提出的问题，先后作了汇报发言。我们这些县虽然都是革命老区贫困县，但贫困的原因不同，各自的情况也不一样，所以发言的重点也不同。
比如说，甘肃华池县委书记赵昌军谈到了当地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些困难。总书记就问：“你们县一年财政收入有多少？”赵昌军说：“近3亿。”总书记又问：“一年总支出多少？”赵昌军说：“大概15亿。”总书记再问：“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有多大？”赵昌军说：“有20多亿。”总书记回应说：“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既要抓紧，又要算好投入产出账，让基础设施改善产生明显效益。”
总书记边听边记，不断插话询问，跟大家讨论交流，现场气氛非常热烈。有的书记回答不上来问题，总书记也会当场批评，告诉大家一定要做好调研，要了解具体情况，才能够解决好贫困问题。座谈会原本打算开一个半小时，最后开了近3个小时，一直开到将近晚上8点。
我在座谈会上向总书记报告了延川县的情况，重点是介绍“十二五”以来延川县扶贫工作的成效，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扶贫的目标和措施。关于成效方面，我不多说了，因为都是过去时了，例如县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亿元，枣果棚畜四大主导产业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60%，开工了6个扶贫移民搬迁安置点等。反正当时已经有一些成果了，但不多，有些还没有完成。
我还谈了县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一是财政困难，扶贫的钱不够用；二是特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黄河沿岸土石山区，脱贫难度大；三是产业基础薄弱，当时我们县的红枣产量不稳定，苹果幼园多；四是贫困群众多数文化程度低，无一技之长，年龄偏大，缺乏致富能力。我们对总书记讲真话、讲实话。这四个问题是我们仔细研究过的，是当时县里面临的最主要的脱贫压力，我就一五一十都说出来了。
我汇报的县里扶贫思路是“一户一方、一村一策”，列了产业扶贫、移民搬迁、技能培训、劳务输出、发展旅游等12类举措，希望全县107个贫困村9877户29143名贫困人口能够如期整体脱贫。
最后，我还斗胆提了两条工作建议：一是建议将延川县纳入国家连片脱贫攻坚范围，与附近的吕梁山区享受同等政策。二是建议加大对贫困地区的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
我汇报工作时，总书记中途插话问了几次。他问现在红枣销路怎么样？人们买回去都有哪些吃法？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总书记要我们加强市场调研，掌握好市场行情。
听了大家发言后，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内容是正式公开发布的，都可以查到，具体内容我就不谈了。大概的意思是：让老区农村贫困人口尽快脱贫致富，确保老区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们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总书记还为我们谋划定位和鼓劲。他说，陕甘宁革命老区有两个明显优势、一个明显制约。第一个明显优势是特色资源优势，主要是能源、特色农产品和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比较多，有很大的挖掘潜力；第二个明显优势是后发优势，主要是城镇化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还有很大空间。一个明显制约是生态环境整体脆弱，保护环境、涵养生态任务太艰巨。国家在陕甘宁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中将其定位为黄土高原生态文明示范区、国家重要能源化工基地、国家重点红色旅游区、现代旱作农业示范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试点区。我们要在这个大的定位下，结合自然条件和资源分布，科学谋划、合理规划。
真正脱贫怎么干？总书记给我们提了5点要求：加大投入支持力度，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加大产业培育扶持力度，积极落实改革举措，夯实管党治党基础。我讲两点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培育产业。总书记讲了几个“优先”，让我们革命老区享受了关怀。比如，国家大型项目、重点工程、新兴产业，在符合条件前提下，要优先向老区安排；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要优先向老区引导；国家建设用地指标，要优先满足老区小城镇产业聚集区建设用地需要，使老区优势主导产业尽快成长壮大起来。他强调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尤其深刻。他说“要守住生态红线，决不干毁祖传家业、断子孙后路的蠢事！”，这对我们统筹好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有很大的指导。第二点就是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他强调说，要有一支素质较好、作用突出的党员、干部队伍。
会后，我把总书记的指示和延川县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了思考，对未来延川县脱贫攻坚工作的方向有了信心，有了底气。我们要用好延川县特色农产品和特色文化旅游资源，把特色资源和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我在县委常委会上传达学习了总书记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让大家用精准脱贫统揽农业农村工作全局，抓好产业扶贫，想尽办法增加百姓的收入，让各项政策尽快落地见效，让老区早日脱贫。
形式主义要不得
在参加完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后不久，组织上安排我去中央党校参加县委书记培训班，班里大多数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贫困县县委书记，都来自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大家交流了很多案例和想法，都觉得长了知识，也长了见识。
在学习期间，有一次我的发言比较大胆，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我说，以前扶贫工作中，有的领导干部提的工作要求，跟实际相差太大，一看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班里有些同志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我说得太尖刻了。我回应说，是比较尖锐，但不是尖刻。我给他们举了一个例子：几个月前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我按照事先准备的材料向总书记汇报延川扶贫的目标和措施，其中一项目标是进一步加大避灾移民搬迁力度。当时总书记就问我，“把群众搬到这里，是怎么考虑的？”我说，搬迁群众一部分到园区打工、一部分从事服务业、一部分到公益性岗位就业，后续会进一步加快农民转移就业，包括推进工业园区、现代农业园区和旅游景区的建设。听了我的汇报，总书记再次强调，搬迁一定要精准，一定要把搬迁群众的就业考虑充分，不能让老百姓没事干。总书记强调搬迁群众的就业问题，强调搬迁一定要精准。我还进一步谈道，二十多年前，总书记还在福建工作，在考察闽宁协作的对口帮扶工作时就提出了“让移民迁得出、稳得住、致得富”。但是，现在有的领导干部盲目对农村进行“移民搬迁”，不做前期实地调研，不了解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就把农民居民集中到一起，建个移民搬迁区，从“山头”搬到“城头”，不考虑搬迁群众能否留得下，是否有稳定就业，生活状况怎么样，一搬了之，任务就算完成了，既劳民又伤财，这难道不是脱离群众的形式主义吗？我的发言引起了班里同学们的共鸣，大家就如何在脱贫攻坚中反对形式主义这个话题又讨论了很久。
易地搬迁不搞“一刀切”
总书记叮嘱我们做好扶贫搬迁，我组织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和相关单位负责同志开会，讨论怎样按总书记的要求做好扶贫搬迁这件事。大家集思广益，根据我们县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思路。
首先是要做到精准，不能“一刀切”。我们仔细算了算账。先算人口账，算工业园区、现代农业园区、旅游景区，还有县城的经济和公共服务能够辐射到的区域，分别能容纳多少户群众。我们摸排了各个旅游景区的游客数量，还有多少服务人员的缺口。再算经济账，一户人家没有50万元是搬不下来的，如果按照之前两万户的易地搬迁数量，确实需要很大一笔钱，这个钱从哪里来？接着，又进一步研究哪些人必须搬。那段时间我们到乡镇跑了很多次，实地调研、入户走访，最后定下来两类群众需要易地搬迁。第一类是自然条件差、吃不上饭的群众坚决要搬，比如黄河沿岸土石山区，人均耕地太少，农业分散经营，技术落后，农田水利设施条件差，农业生产成本很高，这里的群众必须搬。第二类是自愿搬迁、自愿进城的群众愿搬尽搬。比如，有一些村民在城里从事第三产业，做些小批发小零售，他们本身就有搬迁的意愿。由本人申请、村委会评议并张榜公示，群众反馈确认后，报乡镇政府初审并张榜公示，再报县扶贫部门审核并张榜公示审定，确保公开、公平、公正。对于剩下的非必要且不愿搬迁的群众，就把他们居住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好、基础条件改善好、公共服务保障好，帮助他们把产业搞起来。
西部地区面积大、人口少，自然条件差，扶贫搬迁就不能把老百姓搬得太分散，如果搬得太分散，后续的基础设施配套就很难跟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也不方便，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就会非常难。所以综合考虑后，我们搬迁只选了三个点：延川县城、永坪镇和文安驿镇，搬迁点不撒胡椒面，不到处开花，优先考虑群众进入城区安置，实现一次性安置到位。
咱不能让百姓搬过来没事儿干，得有活干，有饭吃，能稳定下来。我们就把扶贫移民搬迁与县城、重点镇建设、保障性住房、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和促进农民进城就业创业相结合。比如，郭家塔移民搬迁安置小区在城乡接合部，离县城建材市场近，我们就利用这个区位优势，整合了周边村组区域生产经营资源，带动小区周围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行业稳步发展，搬迁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创业，务农务工两不误。我记得，当时有个贫困户叫冯庭前，他家从前住在关庄镇西洼村，位置偏远，交通不便，务农为生，生活非常苦。看到搬迁扶贫政策，他申报了移民搬迁，由政府补贴一部分，个人出资一部分，他在文安驿安置点分配到一套80多平方米的房子，2015年8月搬进新房子。他之前在周边地区做临时工，年收入近万元。2016年他意外受伤，享受到县里的医疗优惠政策，妻子王秀莲也在本小区当保洁员。这家人的基本生活就有了保障。
拉长农业产业链
从扶贫搬迁这件事上，我深深感受到，脱贫攻坚的各项工作不是独立的，而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要有系统思维。2015年下半年，组织安排我任延安市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不再担任延川县委书记。虽然离开了延川县，但我仍然十分惦记延川县的脱贫攻坚工作。我之后的领导班子把脱贫攻坚工作落实得很好，成立了由县委书记任第一组长、县长任组长的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在国家要求的基础上搞了“六项精准”“八个一批”，抓得很实。县里大力实施产业扶贫，如今是红枣、苹果、大棚、畜牧、药材“五大产业”并举。同时，积极推动“八个一批”脱贫工程，有易地搬迁、生态扶贫、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兜底保障等。
在总书记的指导下，延川县脱贫攻坚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环环相扣地开展着。以延川县的特色农产品资源为例，在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后，县委、县政府着眼于把农产品做大做优，培育脱贫支柱产业，进一步拉长了产业链条。按照“塬面苹果、沿黄红枣、川道大棚、沟道养殖”的布局，全力推进产业扶贫项目。比如红枣种植，最开始的时候农民普遍只种木条枣和团枣这两个传统品种，后来引进了新的品种狗头枣等，发现口感更好、更受市场欢迎。相比老品种，狗头枣个头更大，营养价值更好。除了狗头枣外，现在还有骏枣、蛤蟆枣。有的枣农引进技术，开始做红枣酒，大大提高了红枣的效益，增加了收入。此外，还有的枣农有本事，最初只管理几十亩地，在政府的支持下，现在管理着几千亩的枣园，这就是农场模式、大户模式了。
还有苹果的种植，十几年前延川农民开始种苹果，但怎么种主要靠农民自己琢磨。就像我之前说的，苹果产业幼园多，管理水平低，种出来的果子大小不一，市场上卖不上价。这几年情况开始改变了，在政府和帮扶单位支持下，果农们开始学技术，一年中光开现场会、搞培训就有20多次，果农家家户户都有“土专家”，都有农业技术员。几年来，全县一共新建和改造苹果园8万多亩，品牌就慢慢打出去了，大家现在不光知道陕西有洛川苹果，还有梁家河苹果。
拉长延伸农业产业链条，主要是为了给农民谋利益。如果在农村能挣钱，其实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农村。农业并不是延川的弱势产业，但农民赚不了钱，地头几毛钱，终端几块钱，真正的利益在终端，所以，我认为一定要重视农民作为农业发展主体的发展问题。让农村的劳动力愿意留在农村发展，靠的是产业，靠的是把城市大市场和农村连接起来的纽带，靠的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在脱贫攻坚中，县委、县政府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外引内培，做强主体，向前延伸建基地、向后推进后整理，推广入股分红、托管托养等，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专业镇与专业村。我们延川县的省市级现代农业园、农副产品加工园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园子就是让农业生产工业化、现代化，把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让农业的链条更长，农业赚的钱才能真正落到农民手里。
脱贫攻坚需要系统思维，这点在农业产业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发展上也体现了出来。2015年，在我离任延川县委书记一个月后，延安至延川高速公路通车，与包茂高速相接，打通了延川县农产品远销省内外的大动脉，方便了做生意的商贩，很多红枣商贩把店从延川直接开到延安。但那时，村里路况还不是很好，红枣销售商户到农村收果子都要骑三轮车，一天只能跑一个村子，由于很多村子是土路，遇上下雨、下雪天就进不了村。在脱贫攻坚期间，延川县按照“村村过硬、户户过硬、全面过硬”的目标要求，村村都通上了民心路，群众有了安全住房，喝上了放心水。因为村里通上了硬化路，商户一天可以跑不少村子，现在能收三四个村的枣，既提高了销售商户的效率，枣农的销量也增加了，收入自然也就增加了。
齐刷刷过上甜美新生活
从2021年开始，我到人大系统工作。最开始是在延安市做人大常委会主任，后来又到省人大。这两年我们经常下去巡视、督查，经常听百姓的声音，对于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感触很深。
首先是生态。当年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总书记一针见血指出了生态环境整体脆弱是发展的明显制约，他强调推动陕甘宁革命老区发展，必须结合自然条件和资源分布，科学谋划、合理规划，在发展中要坚决守住生态红线，让天高云淡、草木成荫、牛羊成群始终成为黄土高原的特色风景。到省人大后，我参与了多次环保督察，发现近两年陕西的生态脱贫攻坚工作抓得不错，各级党委、政府没有吃祖宗饭、断子孙路。比如，我们延川县按照“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思路，将脱贫攻坚与生态建设紧密结合，在全县发展核桃、米槐。全面落实公益林补偿和退耕还林政策补助，兑现生态公益林补偿基金，受益贫困群众达到3000多户。当年我在延川县，县里要大力发展旅游业，我跟相关同志讲，延川县的旅游业发展一定要好好规划，尤其是梁家河。后来的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就很有思路和想法，紧紧依托梁家河、乾坤湾、路遥故居等景点景区，把生态建设和乡村旅游相结合，同时辐射带动周边贫困村，把田园变游园、农房变客房、农副产品变旅游产品、贫困村变旅游村。城里的老百姓看到农村生态环境变好，一有假期就想回农村感受优美的自然环境，就想去体验农村生活。我的老父亲今年88岁了，我把他安顿在市里，想着方便照顾他，但他天天就想回农村。今年国庆假期，我跟他回农村待了7天，老父亲每天看着绿水青山，心情愉悦，身体状况也好了不少。所以，生态环境变好后，人们想要回归自然、拥抱自然的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提升的一种表现。
还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农村医疗条件和医疗保障的巨变。以前，农村老百姓是真怕生病，生个小病只能自己硬熬，或者用农村的土办法来治，稍微大一点的病那可就得去镇上或县里，来回路程不说，一家人都得跟着遭罪。这两年，延川县制定了政策，凡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可持慢性病医疗救助卡到县内门诊、住院治疗，费用全免，到县外门诊、住院治疗按比例报销，还设立了重特大病专项医疗基金。我有个远房姑姑就是延川的贫困户，前两年生了一场大病，在省城医院治疗，花了二十几万元，最后医保报销了将近二十万元，这在以前真是不敢想象。之前，我们县一年的医保医疗报销也就几百万块钱，只能给老百姓看个基础病。现在县里一年都报到一两千万元，大病都能报销，老百姓的健康水平提高了，寿命也长了，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根子就拔掉了。
经过脱贫攻坚，教育的提升也很大。教育扶贫能治本。我们感觉，脱贫攻坚一定要拔掉穷根儿，特别是作为西部地区的革命老区，就是要狠抓教育，要培养下一代，绝不能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我2015年在中央党校学习，借着在北京的机会，联系了清华大学和清华大学附中，谈合作办校的事。我们想把清华附中的优质教育资源引进革命老区，办一所学校，让老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到最高水平的基础教育资源。清华大学非常支持，这件事推进得很顺利，很快就建成了清华附中文安驿学校。学校的教学水平很高，清华附中会派老师来学校交流，我们这里的老师也可以到清华附中学习。这样就让我们革命老区的农村孩子也能上好学，能在广袤的黄土地上体验清华园的优质教育资源，让延川的孩子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全国高水平优质教育资源。以前，我们延川县每年考上大学的也就百八十人，现在每年几百人，而且上985、211的就有几十人，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之前设想的目标是延川每年能有5人考上清华北大，现在看来距离这个目标已经非常近了。
还是回到当年总书记来调研的事。开完座谈会的第二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延安市杨家岭福州希望小学，看望教职工。他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提出开展“千家企业建千校”活动，这所希望小学就是1995年由福州市捐资兴建的。离开学校前，闻讯赶来的群众一起高声向总书记问好。总书记走到他们面前说：“我是延安人，回来看一看，向大家拜年！”群众也一齐大声向总书记拜年，大家都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的。在浓浓的年味中，我们延川县老百姓满怀信心，踏进了农历新年，一起迎接脱贫攻坚的全新气象。2019年5月，延川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实现整体脱贫“摘帽”。2021年2月，延川县委被党中央、国务院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2020年5月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谈及往事，他饱含深情地说：“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情结，一定要把我们的老百姓特别是我们的农民扶一把，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这条路。”如今，梁家河的乡亲从苹果树上“摘下”小康生活，吃上了“旅游饭”，齐刷刷地过上了甜美的新生活。这几十年，党和国家一直想着我们，各种扶贫帮助就没断过。党的十八大之后，总书记领着我们终于把这个事情干成了，革命老区的百姓不受穷了，旧貌换新颜，我想这是对牺牲的先烈们最好的告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