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学术宝盆——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

　　“吐鲁番不仅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更是学术研究的‘大宝盆’。这里的每一处文物遗址、每一片出土文书，都在诉说着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4月12日，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重镇，吐鲁番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淀。几千年来的商贸交往、文明交流、文化交流，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并由此孕育出与敦煌学并称为姊妹学科的国际显学——吐鲁番学。说起吐鲁番，荣新江的目光中透露出对这片学术沃土的深切热忱。在他看来，位于丝绸之路十字路口的吐鲁番，以独特的“时空层积”现象构建起完整的文明谱系。

　　“从高昌郡时期的佛教兴盛到唐代西州的多元治理，从粟特商队的驼铃回响到摩尼教寺院的壁画遗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印记在此交叠共生。若想理解中原文化与西域的互动，吐鲁番是无法绕开的。”荣新江表示，吐鲁番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献，涵盖汉文、粟特文、叙利亚文等十余种文字，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图，重构了古代丝绸之路的科技传播图景与宗教流变轨迹，生动展现了中原制度、儒家经典、佛教艺术与西域多元文明的交融。

　　“例如，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用《论语》《诗经》残页装裱鞋底的绣花鞋，可以窥见中原文化在西域的深度浸润。”荣新江说。

　　提及吐鲁番学“冷门绝学”的标签，荣新江直言：“所谓‘冷门’，恰恰因其学术门槛极高。”他举例，吐鲁番文献涉及大量“死文字”研究，如吐火罗文、于阗文等，需跨语言、跨学科的复合型人才。“过去这些领域被西方学者主导，但现在我们培养的年轻人已能熟练解读粟特文、中古波斯文，甚至与西方顶尖学者对话。”

　　近年来，中国学者通过国际合作取得多项突破。荣新江举例，通过国际合作将吐鲁番出土《契丹藏》残卷与房山石经比对，成功揭示了辽代佛经西传路径，为印刷术传播史研究开辟了新维度。目前正在推进的“敦煌西域研究创新计划”，正是采用历史学、语言学、图像学交叉的“兵团作战”模式。“比如研究摩尼教‘二宗三际’哲学，既要懂帕提亚文文献，也要分析壁画中的宇宙观图像，还需结合吐鲁番地理环境对宗教传播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兵团作战”模式才能应对多语种文献、多文明遗产的复杂性。

　　对于吐鲁番学的未来，荣新江提出两大方向：基础整理与时代命题。“我们正在推动海外藏吐鲁番文献的数字化回归，出版高清图录，建立系统目录。这是‘打地基’的工作。”

　　提及近年出版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等成果，荣新江表示，基础文献的公开将吸引更多青年学者加入。“只有让文献‘活’起来，才能让研究‘深’下去。”

　　站在丝绸之路的历史坐标上，荣新江对吐鲁番学充满期待：“敦煌莫高窟举世瞩目，但吐鲁番文物资源的丰富性毫不逊色。它不仅是学术高地，更是一座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从这里，我们能读懂中国，也能读懂世界。”（记者 刘字昂 木塔力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