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行丨吐鲁番149件出土文物讲述丝绸之路往事

　　天山网-新疆日报记者 赵梅

　　吐鲁番在古丝绸之路扮演怎样的“角色”？这里都发生过怎样的历史故事？9月27日，“交河一万里——吐鲁番丝路文物文书特展”在武汉大学开展，吐鲁番出土的149件（套）珍贵文物再现了发生在这片土地的历史故事，以及多种文化在这里交融汇聚的繁华印记。

　　吐鲁番曾位居丝绸之路的枢纽

　　走进展厅，一幅大型“汉代陆上丝绸之路路线图”展现了吐鲁番在古丝绸之路的重要位置——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过阳关，丝绸之路开始分支，经哈密可以到达吐鲁番。之后，通向亚洲腹地，并连接西亚、南亚和遥远的地中海各国。

　　从张骞凿空西域以来，吐鲁番就承载着丝绸之路上千年的历史记忆，世界四大文明曾在此地交融、碰撞，这里曾有过繁荣的城市和雄伟的宫殿，记录着无数兴衰故事。

　　展柜中，两件洋海墓地出土的汉代彩陶展示了吐鲁番早期先民的审美追求。彩陶上绘制着三角、折线、菱格等精美图案，这些图案和吐鲁番出土的毛织衣物残片上的图案非常类似。洋海人为什么要在陶器上绘制此类图案呢？经研究发现，原来洋海人发现毛织衣物不易破碎，就将衣物的图案画在陶器上，希望借此赋予陶器不易破碎的性能，延长使用寿命。

　　“洋海墓地出土陶器既有中原彩陶的影子，又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反映出中原与西域早期的文明交流。”吐鲁番学研究院副院长陈爱峰介绍说，洋海墓地中所埋葬的族群，经考古研究，属于车师文化的族群，是吐鲁番盆地早期的先民之一，该族群同时有中原、中亚、北方草原文化的特征。说明早在先秦时期，这里就已经存在文化交流交融。

　　秦汉时期，车师人以交河为都城建立了车师王国。自西汉开始，中原王朝开始进入并治理吐鲁番地区，历经高昌壁、高昌郡、高昌国、唐西州4个阶段。九世纪中叶，回鹘迁徙至此，建立西州回鹘王国，先后臣属于唐、宋、元等中央王朝。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吐鲁番每一处遗迹都见证着朝代更迭与风云变幻，见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文书文物再现一段段丝路往事

　　唐代的“任命书”长啥样？国家一级文物《郭毡丑告身》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唐代“任命书”的模样。这件文书于1965年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其上存墨书35行，内容是唐乾封二年（公元667）官方颁布勋告郭毡丑战功的抄本，记录了主人公在沙译阵、缬岭阵、东熊陆岭阵3场战役中的功勋。在唐代，告身是朝廷授官授勋的凭证，相当于现在的任命书。“这件告身揭示了七世纪中叶的西域形势，是研究与复原同类型告身文书的重要史料。”陈爱峰介绍说。

　　盛唐时期，文人出塞成为一种现象。展厅中一件《长行坊支贮马料文卷》就留下了诗人岑参在边塞的足迹。文卷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群中的506号墓，记载了公元754至755年，每天往来于西州（今吐鲁番）、庭州（今吉木萨尔）二州驿站和长行坊之间的马匹以及草料的消耗情况。文卷中提到的“岑判官”，经研究分析就是岑参本人，而其中文书残片当为岑参的马料账单。

　　唐代的小学生“家庭作业”是什么内容？一件名为卜天寿《论语·郑玄注》抄本向现场观众展示了唐代小学生日常。

　　这件出土于阿斯塔那古墓的文书，总长5.38米，宽0.27米，抄写人是一个年仅12岁的孩子，名叫卜天寿。可以看出，文中虽有一些错字，但字体很工整。有意思的是，卜天寿抄写完《论语·郑玄注》后，还在卷末附了一首打油诗，催促让先生早点放学，“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嫌）池（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卜天寿为什么抄写《论语》写本？是什么人让一个12岁的孩子抄写这么多儒家经典？陈爱峰说，经研究发现，唐代西州的行政管理制度和中原是一样的。除了政府主办的官学之外，由寺院资助的私学也在吐鲁番兴办起来，卜天寿所上的就是一所私塾。这所私塾设在一个叫开觉寺的寺院里，它是由寺院资助附近的孩子免费就读。

　　根据大量吐鲁番文书可以看出，当时，吐鲁番的寺院经济发达，寺院掌握了大量的葡萄园，并靠出租葡萄园获取经济收益。于是，一些寺院就出资开办私塾，也叫“义学”，就是当时义务开办的学校。

　　从冷门绝学到国际显学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镇，又是一个降雨量极少的绿洲盆地，东西方文化在此交汇，留下了丰富的文书文物遗存。

　　吐鲁番学是对这些丰富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交叉学科，上百年来，吸引了世界各国古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者们不断探索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关注，堪称“国际显学”。

　　19世纪末，由于西方探险者的盗掠，吐鲁番的珍贵文书文物流散于世界各大博物馆和科研机构中。

　　1928年，黄文弼随瑞典人斯文赫定率领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到吐鲁番考古发掘，出版《吐鲁番考古记》，开启了中国整理研究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的先河。从1959年开始，我国考古工作者开始对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哈拉和卓古墓群进行有计划的科学考察和考古发掘，出土了内容极为丰富的文物文书。其中的203座墓葬出土了十六国、高昌王国和唐代的纸质文书近万片，成为20世纪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

　　1975年，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成立，由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负责，对上万件文书残片进行拆揭、缀合、录文、标点、断代、定名，汇编成《吐鲁番出土文书》。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建立了纸质文书修复保护基地，加大了吐鲁番出土文物文书的修复与保护力度。

　　如今，在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相继努力下，《吐鲁番出土文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学术著述相继问世，吐鲁番学逐渐成长为与敦煌学并驾齐驱的国际显学。

　　“此次特展展出的149件（套）文物文书，是迄今为止吐鲁番文物文书最为全面、最高规格、最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吐鲁番市文物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张勇说：“吐鲁番文物文书对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它记录古代多维度史实，见证了古代西域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