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物证七十载丨“红皮证”里的金融记忆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康颢严

　　一本带塑封的暗红色证件，封面上烫金的“票据交换员证”字迹已有些斑驳。翻开内页，泛黄的黑白证件照和模糊的红色印章，将时光拉回到那个人工“跑票”的年代——曾经，在乌鲁木齐市和平北路中国人民银行票据交换所的人声鼎沸中，数百名带着这种“红皮证”的交换员们，每天用挎包和拉杆箱维系着这座城市银行间资金清算的金融血脉。

　　“嘀”的短信提示音响起，乌鲁木齐市一家外贸公司的财务人员宫丽娟扫了一眼手机屏幕，账户收到一笔跨行转账。这种即时到账的提示早已成为日常。然而，时光倒流二三十年，她的工作却是另一番景象：揣着结款支票，掐着点跑银行，总要担心收到的票据因填写不规范或对方账户余额不足被退票，导致货款无法及时结算。

　　彼时，在她看不到的地方，正是这群“红皮证”持有者，整日为票据流转而奔波——当收款方和付款方不在同一家银行开户，企事业单位和商户间的资金往来就靠他们穿梭于票据交换所完成资金清算。

　　时光回溯至1993年前后，党的十四大精神落地生根，改革开放春潮在新疆大地涌动，市场活力迸发。这期间，原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市分行（现中国人民银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的票据交换所繁荣起来。

　　“30年前转账方式还很单一，支票是主力。”乌鲁木齐银行运营管理部集中作业岗老员工易文勇回忆道。自1995年起，他在团结路的营业网点担任了6年票据交换员，“客户交来支票，剩下的工作全靠我们‘人腿跑’。”每天上午10点，他挎着装有前一天收到的他行支票的背包，乘坐几站公交车，赶往位于和平北路的票据交换所，偌大的地下二楼热闹非凡，汇聚着全市300多个银行网点的交换员。

　　凭证入场后，易文勇将几十甚至上百张支票，按票据上记载的交换号分别投入对应的各银行网点“票箱”，再将记录数据的5.25英寸软盘（俗称“5寸盘”），插入人民银行的“486”电脑进行数据拷贝。

　　接着，他从自家网点的“票箱”里清点收齐他行投来的票据，在课桌大小的固定座位上，手工计算金额、登记台账。这些票据被带回营业网点后，还需由对公柜员逐一核验印鉴、审核票据合规性、进行财务处理，最终确认可以支付。至此，一张跨行结算支票才算完成了它资金清算的“使命”。

　　下午3点30分，同样的流程还需再来一次。每逢年底12月31日，这样的交换要进行三四次。“每天背包里装的票据，‘身价’动辄千万元。”易文勇半开玩笑地说，转账支票在同城交换的票据中占比约八成，面额从几百元到上千万元不等。交换员们或骑自行车，或挤公交车，小心翼翼地护送票据，在人工计算的海量数字中，全凭高度的责任感避免差错与遗失。

　　2000年前后，随着新疆经济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企业、个体商户如雨后春笋般增多，交易日益频繁，票据交换量激增。乌鲁木齐银行运营管理部集中作业中心经理郭开荣，曾在那时担任过网点票据交换员。他印象最深的是，高峰期一天处理的支票、税票等票据多达两三千张，房产公司的支票金额可达上亿元，一场交换下来，票据得用拉杆箱装，有时甚至需要三四个人一起运送。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跨区域经贸往来空前活跃，对高效、便捷结算工具的需求日益迫切。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第一代支付系统上线，2005年至2006年，大额实时支付系统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在全国推广，支票影像交换技术应用普及。

　　从此，数据在网络的“高速路”上飞奔，票据交换员告别了“拷盘”时代。“支付系统的落地提高了同城支付、区域经济结算的效率，推动了贸易发展，也很大程度减少了‘空头支票’的产生。”郭开荣说。

　　2013年，功能更强大的中国人民银行第二代支付系统在全国落地推行，银行业跨行支付清算效率再上台阶；2015年，新疆各类经营主体数量突破百万户。

　　此后，银联、网银、手机银行等电子支付方式异军突起，过去2-5天才能到账的跨行、跨地区交易资金，发展到最慢2小时内就能到账，传统的同城票据交换业务量逐步下降。

　　2022年5月，原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启用同城票据交换预约模式，固定的“一日两场”交换成为历史。“红皮证”几经变迁，成为如今一张薄薄的身份卡，票据交换员的工作也仅剩一些特殊的实物票据交换。

　　从算盘的噼啪作响，到光纤的无声脉冲，从凭证带回沉甸甸的千万票据，到指尖轻触间资金瞬时到账，三十年时光流转，天山脚下金融血脉的奔涌方式已发生巨变。曾经人声鼎沸的和平北路票据交换所归于寂静，票据交换员们“身背千万元”穿梭于城市街巷的身影，也定格为一帧泛黄的时代记忆。

　　然而，他们双手传递过的每一张票据，都曾是一个交易的信任凭证，一个企业的经营脉搏，一个时代经济跃动的鲜活注脚。褪色的红皮证与蒙尘的拉杆箱，静静诉说着金融服务如何在时光中升级变迁，成为今日经济蓬勃发展的坚实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