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都护府治所重要地点——卓尔库特古城“正在苏醒”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银璐

　　“十几年时间里，我们把西汉西域都护府治所位置的范围从十余座古城遗址缩小到两座城址之间，而随着认定这两座城址中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在战国晚期就已没落，卓尔库特古城的繁荣正值两汉时期，与西域都护府存在的年代很吻合，就可以明确它是西汉西域都护府治所的重要地点。”站在新疆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高台地的木栈道上，北京大学教授、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项目负责人陈凌，面对这片他和团队发掘了7年的遗址心怀感慨。

绿洲明珠

　　从轮台县城出发向东南行进24公里后，便到达位于荒漠中的卓尔库特古城遗址。根据测量，它的面积约有33万平方米，在2019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遗址得到了更有效的保护。在遗址外城遗存沿线，整齐排列着木质的鹿砦（古代军事防御障碍物），一眼望不到头。

　　从刻有“西域都护府遗址群——卓尔库特古城考古遗址公园”的石碑伫立处，踏上木栈道，一路向前便渐渐走入遗址，栈道边茂密的红柳、芦苇在风的推动中沙沙作响，像是关于这座古城的密语。

　　环塔里木盆地的古代城址和遗迹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都居于曾有稳定水源的地方，卓尔库特古城也不例外。在距离城址约2千米的地方就有一条季节性河流克孜勒河。在古城西部和北部，考古人员发现了多处屯田的痕迹，有划分整齐、均匀的一块块田地及田埂、旧渠的遗迹。

　　“史料中有记载：东川水又东南迳乌垒城南，治乌垒城……这说明这里曾经是水资源比较丰富的地方，具备推行屯田的条件。”5月19日，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馆长唐羽岚说，他们在发掘现场时，曾遇到过克孜勒河发洪水，那一次水来得很急，甚至冲进了遗址的工地。

　　考古人员认为，西汉之所以将西域都护府设置在乌垒，与这里较好的地缘优势和自然资源有直接关系。

交融之地

　　虽身处荒漠，卓尔库特古城却并不孤独，在它西北边有阔纳协海尔古城，西南面有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南面是塞维尔古城，历史上，它们存在的时间早至春秋时期，晚至唐，或有重叠，或为衔接。虽然目前的考古发掘成果还不能说清它们之间的具体关联，但却证明了自汉统一西域后，在中央政权有效治理下，塔里木盆地北缘城市发展呈现的繁荣之态。

　　从卓尔库特古城的出土遗物可以看出，这里曾是多元文化交流汇聚的地方。这里出土的汉代细泥黑陶、红陶与长安、河西地区陶器接近，出土的魏晋时期骨博具与楼兰故城、尼雅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部分陶器等与中亚、南亚地区风格接近，大陶瓮与库车一带出土的魏晋时期大酒瓮相同。

高级城址

　　《汉书·乌垒传》中记载：乌垒，户一十，口千二百，胜兵三百。城都尉、驿长各一人。与都护府同治。

　　“根据史料记载，西域都护府治所设置在乌垒城，与当时的乌垒城首领及其管理机构共用这座城址来执行公务。”唐羽岚说。

　　考古人员已完成的测定显示，卓尔库特古城初建于战国，繁盛于两汉，直到魏晋时期走向衰落，是一座由外城、内城、高台城址构成的高等级三重城址，建筑规制和工程用料都遵照汉中央政权规定的尺度，是塔里木盆地北缘汉晋时期的高等级大型中心城市。

　　遗址的核心区域是高台房址，木栈道环绕它一周，方便参观者近距离观看。可以看到在考古发掘后，考古人员用砖块将需要保护的墙体遮挡了起来，用来加固和防止风雨侵蚀。

　　“我们在遗址中发现的筑墙泥坯最大长度达到80至90厘米。”唐羽岚说，她随即又指向高台的一处遗存，“在官署的位置，还发现了三处涂有朱漆的建筑用大木柱，这些具有典型中原建筑特征的构件，都不是一般建筑能使用的。”

　　当时在等级制度规范下，中央政权对各地各级官方机构的建筑规格、建材用料，以及各个阶层人员的服饰及生活用品、乘坐的交通工具等都有明确的标准。

　　“汉代朱漆大柱是高等级衙署和贵族府邸才可以使用的建筑构件。”陈凌说，所以，从古城出土遗物可见，这是一座受到中央政权经济支持，投入极高人力物力建成的城址，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在新疆目前已发现的城址中是罕见的，它也是轮台县所在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目前已发现最大的古代城址。

　　曾有人提出疑惑，作为一座具有典型中原建筑特征的城址，为什么卓尔库特古城内没有发现过瓦片，毕竟在新疆境内很多汉代城址中都发现过瓦片，比如奇台石城子遗址。

　　“我想这正是古人因地制宜的智慧体现，新疆地域广袤，南北气候差异也很大，卓尔库特古城所在的区域会遭遇一定时间的酷寒酷热天气，而且这里风大，有时瞬间风力可以达到8—10级，需要建造厚墙厚顶的房屋。所以不能抗寒、隔热且容易被大风吹落的瓦，对这里的建筑不适用。”陈凌说，这也是他对新疆古代城址经年累积探究得出的结论。

　　对陈凌来说，考古过程中，对于新疆历史上自然、地理、气候及人文等诸多信息的新发现，也会给他带来一种成就感。

　　虽然时至今日，他们仍然在为明确这座城址是否为西域都护府治所乌垒城而寻找更多的证据，但迈向曙光的脚步更稳更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