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莫尔寺映见多元一体

　　莫尔寺遗址是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它实证了汉至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宗教管理。在佛塔的演变中帮助人们深入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银璐 / 文

　　今年1月，莫尔寺遗址入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项目名单。莫尔寺遗址是我国早期大型地面佛寺和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结构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寺院建筑类型较为齐全、时代较早且延续时间较长，它实证了汉至唐时期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管辖和宗教管理，更充分体现出佛教在古代新疆地区传播和盛行的经历及佛教中国化的历程。

　　2025年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肖小勇为喀什市莫尔寺遗址停留在新疆的第7个年头。在过去的日夜里，那“一圆一方”两座佛塔和它们周边不断发现的文化遗存，坚定着莫尔寺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肖小勇和他的队员们在这片遗址上寻找出更多呈现新疆历来就是多元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地区信息的信心。

　　一边发掘，一边保护利用。目前，莫尔寺遗址虽然还未面向公众开放，但文物部门对它的展示利用规划正在积极推进，在未来将以更加科学、合理、便捷的方式，帮助人们深入认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历程，认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让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事实得到生动体现，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呈现佛教中国化的特征

　　在新疆尤其是环塔里木盆地周边的绿洲荒漠地带，佛教遗址星罗棋布，位于喀什市东北方向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的莫尔寺遗址正位于最西端——也就是佛教进入中国的初始之地之一，这个位置注定了它在考古发掘和研究上的特殊性。启动发掘的2019年，莫尔寺遗址发掘被列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

　　根据考古测年，莫尔寺遗址，始建于公元3世纪，随后在不同历史时期经历了多次的改扩建，直到公元10世纪后逐渐废弃。

　　1月11日，在2024年新疆考古工作成果汇报会上，肖小勇介绍了2024年考古发掘工作新发现的一件泥瓦。

　　瓦是中原建筑的重要部分，泥瓦是‌唐代大型高规格建筑中常被使用的构件，多用在屋脊、檐口、鸱尾和兽头等部位，凸显建筑的宏伟壮观、审美观念，也有相应的实用价值，是当时建筑技术进步和创新的标志之一。‌

　　“它给了我们一条认识当时莫尔寺建筑方式和特征受到中原地区建筑风格影响的重要线索。据史书记载，武则天执政期间，曾在西域的疏勒镇修建过大云寺，但它的确切位置在哪里仍然是个谜。这件泥瓦为我们推断莫尔寺曾作为中央政权层面修建的大型佛寺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据，是当时中央政权对西域有效管辖的证明。”肖小勇说。

　　出土于莫尔寺遗址的上万件佛像残片，呈现着佛教传入西域再至中原及更广大地区后发生的种种演变及其中国化的特征。不同佛像之间的大小有很大落差，有的比现在的真人都高，有的只有数十厘米高，这与它们出自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造像风格有关。此外，更明显的区别还在于佛像的五官特征、线条表情、发型发饰、衣物饰品等，都带着佛教传播过程中不断纳新、融合、创造的痕迹。

　　考古专家对风格种类多样的佛像残片做了细致分析，发现多样的制作工艺和特色，有犍陀罗风格，有中原佛教风格，也有西域本地风格。有专家认为，“高鼻浓眉深眼”的佛像面孔残片带着佛教传入西域初期时的特点，而“细眉长眼圆脸”则有佛教从中原回流到西域之后的造像特征。

　　这一切说明佛教的传播过程也是对自身不断丰富的过程，表明了中华文化的兼收并蓄。

　　躬身大地体悟多元一体

　　莫尔寺的名字出现在近现代考古文字记载中，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在新疆的侵扰和盗掘。莫尔佛塔之名源于它的外形——像烟囱，“莫尔”维吾尔语意为“烟囱”，而这个12米高的“大个子”也曾被误认为是废弃的烽燧。

　　莫尔寺遗址在我国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受到文物部门的关注，文物保护工作者组织调查队伍对遗址内的圆形和方形佛塔以及地面僧房遗存做了测绘，并为莫尔寺遗址做了画像，留存了相关数据信息。

　　2001年6月，莫尔寺遗址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启动挖掘的6年多来，这座遗址在我们面前越来越清晰了，我带来的一拨拨学生们也成长起来了。”在中央民族大学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合作发掘莫尔寺遗址时，考古队里有多位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他们跟着肖小勇，在藏着无数秘密的佛塔和它脚下的“大土包”上，开启了“考古新疆”之旅。

　　新疆姑娘娇哈尔·巴克提别克在中央民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时，跟着导师肖小勇走进了莫尔寺遗址参加发掘工作，终于和她本科段学了4年的历史专业在现实中“对上了话”。

　　第一次见到遗址时，眼前能辨认的只有那两座佛塔，周围都被黄沙覆盖，而肖小勇告诉大家：答案就在那黄沙之下。

　　在一处探方，队员们要学会认识遗址的地貌特征、地层剖面，所有清理出的遗物都要放进密封袋，备注标签并分类存放，还要为遗迹、遗物画图，标清立体尺寸……严谨、细致、务实，是他们学习的重要一课。

　　考古是技术活儿，也是体力活儿，翻山越水、攀壁爬坡、风餐露宿是常有的事。莫尔寺遗址考古队里有一大半都是女生，此前大都没有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时间停驻过，莫尔寺遗址就在一个大陡坡上，起初姑娘们都要手脚并用才能爬上去，一个发掘期结束后就身手敏捷了。

　　好奇、热情、喜爱思考，是肖小勇最认可这一代学生的地方。“无论刚开始动手时有多慢多难，但他们面对文化遗址时，眼中总透着让我触动的光亮。”肖小勇认为无论这些学生们将来是否从事考古工作，这段躬身大地的时光总会为他们增添一份人生的重要体悟。

　　“学了考古，又进了发掘现场，我通过如此丰富的历史视角和生动的实践，真正了解了发生在我们中华大地上的故事。”娇哈尔毕业后回到新疆，做了高校教师。她说，在莫尔寺遗址的日子里，那些出土的文物和老师的阐述，让课本中记载的历史真正“活”了过来，清晰呈现着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以及新疆各民族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怀抱中孕育发展出精彩丰繁的融合之态，是中华文化牢不可分的一部分。

　　保护遗址守护我们的历史

　　每次考古队员或者调研团队来到莫尔寺遗址时，远远就可以看到来迎接他们的野外文物看护员兄弟——托合提·艾尼、亚库甫江·艾尼。这里是他们的“办公区”，也是从小长大的地方，离家不远。

　　兄弟俩和众多驻扎在新疆广袤大地上的野外文物看护员有着相同的经历——从父亲甚至是爷爷手中接过了看护不可移动文物的任务。托合提的爸爸艾尼·依拉尼1985年起便担起看护莫尔寺遗址的责任，托合提成年后，爸爸把接力棒交给了他，之后，亚库甫江也跟着哥哥一起做文物看护员。

　　“爸爸是个话特别少的人，小时候我问过他那一圆一方的土建筑是啥？他只说是古代的佛塔，要保护。即便到了让我接班的时候，他也没有多交代啥话，就一句‘每天巡护至少两次，看住别让人闯进来’。”托合提觉得大概正是因为这种性格，爸爸才能一个人守着遗址那么多年。

　　托合提真是这么做的，在莫尔寺遗址划定的保护区域内，不论刮风下雨，他每天巡查不少于两次，检查围栏是否有松动或缺口，是否有进入的脚印、车印，雨雪天后佛塔是否有坍塌损坏，佛塔基座是否有动物和植物根系的侵扰。

　　风吹过恰克马克河流经的冲积平原，让湿润的气息频频造访莫尔寺遗址，这也给保护工作带来了麻烦——雨水增加让遗址周边的植被增多，昆虫随之增多，虫蛀的眼儿遍布佛塔塔身，而植被的根系也悄悄延伸到了塔下。

　　近年来，自治区文物部门持续为佛塔做本体加固，防止自然原因导致坍塌损毁。当佛塔发生细微变化时，托合提会将佛塔的损伤、隐患都记录下来，汇报上去。

　　自莫尔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托合提和亚库甫江每天的工作又多了一项，就是和考古队员学着一起发掘，“科学技术活儿我们不懂，做不了，但出力气跑腿搬运的事情都能干，挺有意思的。老师们经常会拿着清理出来的佛像、陶片、钱币，给我们讲故事。”

　　莫尔寺在大家心里的分量很重，有了它，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片土地曾经的样貌。“考古的老师讲过，莫尔寺遗址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一个重要的地点，这里一直有多民族聚居，人们在生活上相互依存，文化上兼收并蓄，情感上相互亲近，是真正的中华大家庭。这些话我都专门记下来了，我说不了这么好，但这话就是我的心里话。”托合提说，他们也会把这些历史故事说给家里人、村里人听，让大家也了解历史，懂得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守着遗址，听着故事，托合提一直期盼着有一天能让家人、朋友以及四海八方的游客一起近距离看看这矗立了1800多年的佛塔。

　　这一天，越来越近了。

　　2024年10月14日，《莫尔寺遗址文物保护规划（2024-2035年）》已获得国家文物局的批复，莫尔寺遗址即将再现“新辉煌”，更好地展示中华文明的瑰丽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