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瑰宝 | 寻痕铺马凭证 展现元朝邮驿事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
信息的传递与驿传交通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自周代起,历朝历代便在道路上设立候馆、邮亭等设施,促进城乡交流与国家政令传递。宋元时期,驿传制度更加完善,通行凭证让往来使臣凭此享受便利。现藏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的铺马凭证,便是元代在当时所使用的通关证明书。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的铺马凭证。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宋海波摄
铺马凭证是古代通过关隘时必须出示的交通证明书。该铺马凭证1983年出土于且末县塔提让镇苏伯斯坎遗址,这处遗址应是元代的一处“站赤”(驿站)。新疆博物馆研究馆员阿迪力·阿布力孜介绍,1286年,忽必烈下谕在罗卜、阇里辉设立驿站,以保证塔里木盆地南缘东段道路的畅通。元代中央政府在天山南北各地广置驿站,加强对西域的管辖治理。铺马凭证的出土,也说明元代的各项政策与法令,在当时的西域也同样有效推行实施。
铺马凭证仅残存15行文字,但上面清晰记录着当时的地名和官府名称。文中第一句便提到“诸王及军马并朝省官员人等摆渡不曾有失”,说明当时的军事物资管理严格,文中还涉及元朝时期相关的行政命令和军事行动,均反映元朝时期对于重要人物和军事行动的严格管理和安排。
元朝还有铺马札子、铺马差札、铺马圣旨、给驿圣书等,与铺马凭证作用相近,至明代这类通关证明又被称为“驿券”,无不展现当时发达的邮驿交通系统。阿迪力说:“元朝的邮驿比前代都要发达,13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期间,驿站遍布全国,驿路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
马可·波罗也曾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记录,元朝每一个驿站,常备有400匹马,供大汗的信使们使用。驿卒们传递紧急文书,一日可以飞驰320公里。他们身上都带着一面画着鹰隼的牌子,作为驿站信使的标志。而铺马凭证一类的通关文书,其使用范围更为宽泛,对后来明清时期的军事、政治制度均产生重大影响 。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邮驿制度也在不断演变。清政府于1896年开始创办新式邮政,标志着中国近代邮政事业的起步,这一变革也在新疆产生深远影响,新式邮政以其更为高效、便捷的通信方式,联结疆内外各族群众,展现出相较于传统驿站的优势。1913年,北洋政府正式宣布撤销所有驿站,至此,延续数千年的传统邮驿制度在历史舞台上逐渐落幕,也是中国邮政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