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托塔李天王”由来，解析古代新疆地区“向东看”——昆仑科考手记之八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肖春飞

　　小佛寺遗址（即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位于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东南约7公里的荒漠土丘之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它很幸运地逃过了斯坦因等西方“文物大盗”的魔爪，成为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发掘的中古时期最小的古代佛寺，也是迄今为止和田地区甚至是塔克拉玛干腹地所发掘的最完整的佛寺建筑。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还记得2002年他率队挖掘小佛寺遗址的场景。当时发现一座近4平方米的佛寺遗址，坐北朝南，门朝南开，北墙有一莲花座佛，佛头、双手已失，袈裟湿衣贴体，具有典型犍陀罗风格，佛寺年代为南北朝至初唐。因为佛寺很小，不少人认为它是家庭供奉的佛堂。但巫新华认为，它应该是当地一组佛教建筑中的一员，可能是一座佛塔的底部，因为在小佛寺周边，后来又陆续发掘出了2号、3号佛寺遗址。

　　和田古称于阗，是佛教东传中国的第一站，也是佛教中国化的起点之一。通过小佛寺遗址群出土的珍贵文物，能够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以壁画人物为例，从犍陀罗风格，到典型的“于阗面孔”，再到乌纱幞头、圆领红袍的唐人形象，这里面形象变化最大的，堪称毗沙门天王壁画，它走出了小佛寺，走向东方，在一个更大的时空内，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生成过程，波澜壮阔，意蕴无穷。

　　毗沙门天王即佛教传说四大天王之中的北方多闻天王。巫新华介绍说，毗沙门天王信仰起源于贵霜王朝统治下的犍陀罗，《大唐西域记》与吐蕃文的《于阗国授记》中，均记载毗沙门天为于阗的守护神，在当地非常受尊崇，唐朝将于阗所在区域先后命名为“毗沙郡”“毗沙都督府”。在佛教传说中，毗沙门天王既是“战神”，又是“财神”，这种身份定位，对于需要武装保护的“财富之路”——丝绸之路来说，毗沙门天王自然深受各城郭和商旅的欢迎。

　　唐至宋时期，毗沙门天王信仰盛行一时。唐人卢弘正在《兴唐寺毗沙门天王记》中写道:“虽百夫之长，必资以指挥，十室之邑，亦严其庙宇”，写出了当时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对毗沙门天王的崇敬之情。卢弘正同时描绘了彼时毗沙门天王的模样：“毗沙门天王者，佛之臂指也。右扼吴钩，左持宝塔。其旨将以摧群魔,护佛事。善善恶恶,保绥斯人。”这个托塔的造型，已经跟刚传入于阗时的模样大不相同了。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毗沙门天王也不断中国化。

　　“宋以后，毗沙门天王与唐代大将李靖的故事融为一体，‘托塔李天王’家喻户晓，完全成为中国化的神灵了。”巫新华说，毗沙门天王主要是从西北地区传入中原的，其作为“战神”，有护国护教的职责，而李靖也是初唐名副其实的“战神”，“以骑三千，喋血虏庭”，灭亡东突厥，西定吐谷浑，一生征战数十年，为唐王朝的建立及发展立下赫赫战功，他的战功大都发生在西北地区，于是，在民间传说的推动下，印度来的“战神”与大唐本土“战神”实现了“合体”，融合成为“托塔天王”李靖，其“定妆照”完全符合中式审美：身披金甲，头戴宝冠，右手持戟，左手托塔，不怒自威。虽然还能找到毗沙门天的痕迹，比如《封神演义》中李靖晋升仙道后的居所名为“毗沙宫”，但毗沙门天至此已经完成了中国化。

　　中国化的“化”，是一种化学反应，是一种精神领域的融合再造。如果能够给历史长河按下“快进键”，人们能够看到一部气象万千而又荡气回肠的中华文明演进大片：丝绸之路西来，源源不断输入不同的文化：语言、服饰、音乐、舞蹈、饮食、宗教……尤如进入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吸收世界其他文明区域文化营养，内核不变，体量渐大，又不断通过丝绸之路对外辐射。

　　中国化何以发生？因为中华文明历史足够悠久、体量足够庞大，作为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当其他文明一次次更迭甚至近乎归零重来的同时，中华文明在不断大浪淘沙、汲取营养，以高度的生命力持续生长，形成了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充满了感染力与生命力。

　　正是因为中华文明的感染力与生命力，众多外来文明进入后，都有一个主动或被动“化”的过程，甚至是入主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最终都融入而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非另起炉灶。哲学家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一书中引证了大量历史材料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提出“旋涡模式”理论，将中国从商周到清末这几千年的生长方式解释为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这个旋涡的向心运动不断把中原周边各个地方、各种文化卷入到一起而成为一体，而这个旋涡本身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大和强劲，由此形成一个极其丰富的、巨大的时空存在。

　　“旋涡”何以实现？赵汀阳认为，中国旋涡的核心吸引力来自中国的精神世界，比如文字，比如“天下”观，简而言之，这个旋涡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中原地区拥有当时最好的物质条件，还拥有最丰富的精神世界。

　　如此“旋涡”带来的巨大向心力，使古代新疆地区“向东看”，成为必然。

　　“圣天衣冠如中国，其殿皆东向”——这是《高居诲使于阗记》中的一句话，“圣天”即于阗国王李圣天，他原名尉迟僧乌波，自称“唐之宗属”，以李氏为姓，取名圣天。其实在公元912年李圣天开始执政时，唐朝已经灭亡5年了。当时李圣天派出的朝贡使团千辛万苦到达中原，请求后晋册封，随后高居诲作为后晋使团副使，经两年跋涉，来到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高居诲看到，于阗除了饮食上与中原存在差异外，其他无论是建筑、服饰，还是官职设置以及官员的姓氏，都保留着浓厚的唐风，“人物风华，一同内地”。

　　尉迟氏本为操古代印欧语系的塞人，他们与唐朝关系紧密：唐朝在于阗先后设毗沙郡、毗沙都督府，任命尉迟家族管理，安史之乱后，于阗王尉迟胜率兵勤王，并终老中原。当吐蕃攻陷河西走廊与西域后，尉迟家族仍忠于唐朝，9世纪中叶，敦煌张义潮率归义军起义，摆脱了吐蕃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尉迟家族也在于阗举起抗击吐蕃的大旗，并与归义军结盟，李圣天还娶了敦煌归义军首领曹议金的女儿为后，两人的孩子太子从德，自孩提起便留在敦煌接受儒家文化教育。李圣天受中原册封后，于阗举国固然欣喜若狂，连敦煌归军义也欢欣鼓舞，莫高窟第98窟李圣天的绘像，留存至今，见证着西域对中华文化的仰慕和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当信奉伊斯兰教的喀喇汗王朝攻灭佛国于阗之后，以喀什为都城的喀喇汗王朝也是坚持“向东看”，其历史记载中没有向西边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政权朝贡称臣的情况，依旧将自己保持在大中华朝贡体系之内，一直认为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以“臣”自称，喀喇汗王朝的可汗常在自己名字前冠以“桃花石汗”，意为“中国的汗”。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喀喇汗王朝派遣使臣至北宋，称宋神宗为：“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汉家阿舅大官家”。

　　不仅于阗，不仅喀什，考古发现，古时新疆地区对中原文化的仰慕与认同是显而易见的，从汉语作为官方语言在西域的流行，到《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的大量出土，再到西域诸城郭对中原礼仪制度的模仿……华南师范大学教授、新疆历史文化学者张弛介绍说，1961年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伊犁昭苏县发掘出土了一件汉代铁犁铧，这是一种生产效率很高的掘土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反映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方法在西域的传播。两汉之前，新疆地区的考古资料中未见任何铁犁铧类实物，从现有资料看，中原铁犁铧传入之前，新疆地区的耕种工具主要是效率低下的木耜及木质三角形掘土器，“铁犁铧传入西域，带来了农业生产的革命，西域人民自然选择向东看。”

　　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强大的认同度和凝聚力，不在于族群、血统，而在于文化、文明。新疆师范大学原副校长牛汝极教授经研究大量考古材料发现，回鹘人在漠北时已受唐朝影响，公元840年西迁天山南北，“向东看”加速，从公元10世纪开始，深受中原儒释道文化的影响，精神上向东靠拢，深度融入中华文化环境，积极学习践行儒释道文化及其价值观，同时也以开放的胸怀向西借鉴，少部分回鹘人传习东方教会的基督教信仰。10世纪中叶后，回鹘人原来信奉的摩尼教逐渐被“儒释道耶”信仰所代替。他用“东融西鉴”来概括回鹘文化精髓：向东融会贯通，向西交流互鉴，由此促成回鹘文化的中华文化属性和标识。

　　牛汝极感慨道：“中国历史确实像有着强大向心力的旋涡，不管是什么人群，进来最后都会成为中国人，最终实现‘合一共命’，回鹘人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中华民族，不是生理的，而是文化的和精神的；有了中华文化，中国人才成其为中国人，中华民族才成其为中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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