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迪尔古城遗址畔的感慨：永别了，斯坦因时代！——昆仑科考手记之六

　　石榴云/新疆日报记者 肖春飞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无穷无尽的沙丘中，越野车颠簸前行，突然前方茫茫黄沙之间，跃出一座方形塔基的覆钵式佛塔遗址，安迪尔古城遗址快到了。

　　安迪尔古城遗址包括廷姆古城遗址、廷姆佛塔遗址、道孜勒克古城遗址、南方古城遗址，以及周围的佛塔、墓葬、房址、冶炼作坊和窑址等，遗存密集分布区面积近4万平方米，根据出土文物判断，安迪尔古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比较繁盛。后因河流频繁改道、地下水位下降、沙漠侵蚀绿洲而废弃。唐朝玄奘取经归来，途经此地，发现“国久空旷，城皆荒芜”。

　　此次“昆仑巡礼”——昆仑和田段多学科科考队来到这里考古勘探，没多久就有收获。和田地区博物馆馆长张化杰介绍，此次采集到的文物包括陶器、雕刻木片、耳环、铜环、玛瑙珠、琉璃珠、玻璃片等，不仅精美，而且价值较高，证明了安迪尔古城当年在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地位。

　　大家欢呼之余，凝视铭刻着历经沧桑的遗址，却又黯然神伤——安迪尔古城遗址，在20世纪初，曾经两度遭到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劫掠……

　　新疆，遭遇斯坦因劫掠的，岂止一个安迪尔？莫尔寺、热瓦克佛寺、老达玛沟、麻扎塔格、哈达里克、丹丹乌里克、尼雅、米兰、楼兰等遗址……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著名考古学家孟凡人生前曾如此评价斯坦因：斯坦因劫余之后，新疆汉唐时期的遗址大都遭到破坏，遗物已绝无仅有，敦煌宝藏国内也仅剩少许，“可以说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斯坦因乃是中国西部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者，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

　　被斯坦因劫掠的文物中，有安迪尔古城遗址内用婆罗谜文书写的梵文文本、印度菩提书卷式的手抄本，还有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梵文佛教典籍与鼠神图木板画、传丝公主画，有尼雅遗址中精美的凳子，有楼兰故城中的政府文件与佉卢文写成的木简，有米兰佛寺遗址的有翼天使壁画……

　　“斯坦因曾4次进入中国新疆、河西走廊、内蒙古西部地区探险考察，所掠大量文物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以致今天进行西域研究需要迂回曲折地借鉴西方博物馆。”《斯坦因》一书作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巫新华痛心疾首地说。他曾主编过一本《西域考古器物图谱》，书中所列文物，可作为斯坦因的“犯罪证据”。

　　巫新华说，斯坦因考古探险大致有三个特点：第一，在中国西部尤其是在新疆活动时间长、涉及地域广、考古与地理勘测规模大、目标指向性明确；第二，长期的东方学学习与学科准备，根据英帝国利益需要与政府全面深入的沟通互动、资源动员，以及细致周详的人员与后勤准备；第三，斯坦因对中国新疆的认识和感受，立足于西方价值观和英国国家利益，另外探险过程中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目的，避免引起当地官方怀疑和当地百姓反对，做法本身也表明其非法性，“可以说当时斯坦因的考古探险活动主观上在为英帝国政治、军事渗透等方面服务。斯坦因所谓的考古探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考察性质，而是典型的文物盗窃行为。另外，斯坦因以考古考察为借口，开展一系列地理考察、军事地图绘制，在考察所至各地详细了解记录当地人文、地理、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等活动，表明其探险考察的国家背景情报搜集性质。”

　　西方文物大盗，又岂止一个斯坦因？斯坦因用他所获极为丰富且无比珍贵的中国历史文物及鸿篇巨著，向全世界打开了此前不为人知的“西域古代历史文化宝库”大门，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极大地吸引了那些列强各国学者们和形形色色的探险家紧随其后，纷至沓来，造成中国近代史上西部古代遗址与历史文物的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

　　英国人彼得·霍普柯克写了一本书《劫掠丝绸之路》，揭露西方各国以及日本探险队对古丝绸之路上的新疆地区以及敦煌文物的挖掘与掠夺，书中主要讲了6个人，除斯坦因外，还有斯文·赫定、冯·勒柯克、伯希和、橘瑞超与兰登·凡尔纳。他们有人比斯坦因的掠夺更残酷：美国人华尔纳用化学溶剂将唐代壁画剥离开来，如今敦煌莫高窟还能看到这种触目惊心如同膏药似的揭取痕迹；以冯·勒柯克为首的德国探险队，在柏孜克里克与克孜尔石窟中用狐尾锯切割壁画，最终却毁于二战的轰炸……

　　“使一个民族永远丧失其历史遗产，是否合乎道义？”彼得·霍普柯克在《劫掠丝绸之路》一书中如此发问。

　　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是一个天文数字。有个网民曾写道：“如果文物有哭声，这一刻必定震耳欲聋……”

　　“悲剧的根源，还是当时国家太贫弱。”巫新华沉痛地说。

　　俱往矣！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新中国成立后，文化保护工作全面展开，从文物法制建设、文物工作方针制定，到开展全国性文物普查调查、摸清文物资源状况，再到加大文物保护投入、抢救性修复重点文物，还有日臻完善的博物馆建设……改革开放后，国力大幅增强，国家对于文物保护的投入进一步增加，再加上经济大建设带来的文物大发现，中国的文物事业更上层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就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传承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为新时代文物事业擘画发展蓝图，推动文物保护传承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的考古事业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巫新华说，他从1999年开始担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队长，一直干到2022年退休，曾经先后执行过“和田玉检测标准数据库与古玉矿调查”“昆仑山流水古墓地考古发掘与研究”“塔克拉玛干达玛沟佛寺遗址群综合考古研究”“新疆佛教研究”“帕米尔吉尔赞喀勒拜火教墓地考古研究”“丝绸之路新疆段路网综考与研究”“昆仑文化研究”等项目。

　　讲起党的十八大以来考古事业的变化，无论是国家重视程度还是社会支持力度，无论是科技应用水平还是硬件保障水准，无论是经费保障力度还是机构设置速度……巫新华用了很多个“以前不敢想象”。

　　他以安迪尔古城遗址保护为例：此地处于沙漠深处，人迹罕至，但仍然有固定人员、固定经费、固定看护场所，“以前不敢想象”。

　　新疆是考古工作的富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9542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地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33处，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620处，多项考古发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疆的主动性考古项目呈现明显增长。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新疆考古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框架。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北京大学、西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与考古科研机构奔赴新疆，同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一起奋战在新疆考古的田野一线，形成“五湖四海”考古援疆工作模式。

　　“现在对考古感兴趣的青少年，远远超过我们当年。”80后学者张弛说，当年他因为爱好而选择考古专业，曾在自治区博物馆工作过，后来到华南师范大学任教，他回忆自己上大学时，“考古哪有今天这么热门？我们学校文博专业每年招收20人，有上百人报考。”

　　作为年轻一代考古学者，张弛对于中国考古学跳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正担任《欧亚草原发现的中国铜镜》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楚式镜是战国至西汉早期华夏文化的瑰宝，在世界美术史上独树一帜。考古研究发现，南西伯利亚地区叶尼塞河—鄂毕河流域出土了大量楚式镜，一方面证明在张骞“凿空”西域之前，已存在一条沟通欧亚草原东西部物质、文化交流的通道；另一方面也表明以楚式镜为代表的华夏文化在欧亚草原的广泛传播。

　　“我们原来总是关注这样那样的‘舶来品’，其实，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非常大，西方考古界有很多这方面的发现，只是他们进行了选择性忽略。”张弛说，他认为，新时代中国的考古学家也要走出去，到海外考古，“现在，中国考古学工作人员已经应邀到埃及、巴基斯坦、伊朗、柬埔寨以及南美、中亚等地考古。我相信，随着中国海外考古的深入推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

　　沧海桑田，需要多长时间？因为河流改道、沙漠侵蚀，安迪尔古城从兴盛到废弃，用了几百年时间。然而，从外国探险家肆虐中国到中国考古学家受邀走向海外，堪称沧海桑田的巨变，只用了短短几十年。

　　永别了，斯坦因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