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藏在新疆文物里的古人书单

　　今年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在新疆出土的文物中，看看古人都读些什么书？

　　新疆是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辉煌璀璨的优秀文化，留下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近代以来，新疆发现大量汉字书写的汉唐时代碑刻和简牍纸本文书。这些资料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学术和艺术价值高。

　　今天，小编选择部分出土木简、残片（卷），跟大家一起去看看古人的阅读书单。

　　启蒙识字教材：《仓颉篇》

　　最早的启蒙识字教材什么样？汉代木简《仓颉篇》可以回答。该木简上所书文字四字一句、以韵行文，与居延、敦煌烽燧及阜阳汉简中所见《仓颉篇》体例及部分简文一致，可以互校。《仓颉篇》是秦汉时期用于学习汉字所使用的启蒙识字教材，是秦统一六国后实行“书同文”政策时所编，至汉代又经过多次合并、续作，唐宋之际亡佚，后经过考古出土汉简部分复原。尼雅遗址N14居址出土《仓颉篇》，证实了精绝王室对汉字的学习以及当时社会的汉语文教育情况。

　　木简残长15.4厘米、宽1.08厘米、厚0.8厘米，上残存有“溪谷阪险丘陵故旧长缓肆延涣”13个字，木简背面上端也存有3个字，字迹已模糊。仓颉篇是古代孩童们启蒙识字的课本，更是新疆发现的最早的语言文字材料，是楼兰遗址和尼雅遗址出土的西汉时期汉文简牍。汉简的发现表明，西域都护设立后，汉语言文字是西域官方通用语言文字。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采取设官建制、颁赐印绶、封赏赠赐、屯田戍守、安辑诛伐等，统辖和治理天山南北（西域）军政事务，密切了西域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丝绸之路得以拓展。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据考证，这里是《汉书·西域传》中所记载的丝绸之路南道上重要的绿洲城邦——精绝国所在之处。此遗址除仓颉篇汉简之外，还出土了大量的汉简、木牍文书，为研究古代中原汉文化在新疆地区的传播、推广等具有重要意义。

　　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

　　《千字文》是我国传统蒙学读物之一，作者为南北朝梁代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周兴嗣。当时，按照梁武帝的旨意，从王羲之书法作品中选取了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命周兴嗣编纂成文。其通篇每四字一句，内容涉及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结构整齐，对仗工整，朗朗上口。《千字文》一经出世，便被梁武帝当作教习诸王识字的模板。唐代张怀瓘《书断》记载：“其始乃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字，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锡甚厚。”

　　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十分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千字文》作为儿童识字类童蒙读物和书法练习模板，在全国广泛流行，并传播到西域地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巴达木等墓葬发现的大量《千字文》习作写本及残片，实证了源自中原的《千字文》在西域的流传。目前，新疆博物馆收藏有4件《千字文》残片。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大量《千字文》残卷，均为唐代学童习书，有的往往一字重复书写，实证了自贞观至天宝年间周兴嗣所撰《千字文》是西州学童普遍习诵及识字的范本。

　　唐代学生的课本：《论语》

　　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创立郑学，是汉代经学的集大成者。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东汉时期，郑玄历时12年完成《论语》郑注，对《论语》进行全面的注释，使后世学习《论语》更加容易。北朝时期《论语》郑注流传较广，到了唐代不被人重视，宋代以后基本失传。但20世纪以来，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了不少《论语》郑注的写本残本，使这部书又大体呈现在世人面前。

　　1969 年，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那363号墓葬的唐景龙四年写本《论语》郑注，亦即享有盛名的卜天寿写本。该写本是作为死者的书籍随葬，内容相对完整，涵盖《论语》正文以及相应注释。写本残卷长538厘米，共178行，每行20字左右，存《为政》“何为则民服”章以下15行及《八佾》《里仁》《公冶长》3篇。

　　据写本内容来看，书写工整，字里行间透露出稚嫩的气息。写本最后有抄写者的姓名、籍贯——“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义学生卜天寿年十二状”字样。文字表明，该写本为12岁的学生卜天寿抄写，抄写时间是“景龙四年三月一日”，也就是公元710年，抄写地点是“高昌”，即现在的吐鲁番。“义学生卜天寿”，“义学”指唐代民间的私塾，表明卜天寿上的是当地的私学。这说明在1200多年前，新疆吐鲁番就有供适龄青少年上学的私立学校，《论语》是学习课本之一。更有趣的是，这位12岁的学生还写下了一首有错别字、充满童趣的绝句，诗云：“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朝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

　　从1959年至1975年，考古专家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唐墓19号、 27号、85号、184号、363号5座墓中，共发现唐写本《论语》郑注残卷20多件。由于被裁制成服饰或葬具，写本难免破损残缺， 但仍有大量郑注篇章字句被保留下来。

　　阿斯塔那唐墓出土的多件《论语》郑注，大多为官办学校和私塾教材课本学生抄本，说明唐代新疆地区教育和办学等都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

　　赋诗、考试必看：《诗经》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战国时期就被列入《六经》，为儒家教育子弟的重要课本。在隋唐科举考试中，《诗经》为必读教本。当时的达官贵人和文人志士以赋诗为雅兴，整个社会形成了浓郁的文化氛围。新疆吐鲁番出土有关《诗经》的纸质文书，反映了中原文化强大的辐射力。

　　1959年到197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喀喇和卓两地共发掘清理了晋唐时期墓葬400余座。在所获珍贵文物中，有2700多件汉文文书。其中与《诗经》有关的文书，抄写时间早于敦煌所见的同类文字，因而显得十分珍贵。如阿斯塔那59号墓出土的古写本《毛诗·关雎序》，根据同墓纪年文书，确定为北凉神玺三年（公元399年）至玄始十二年（公元423年）之间的文书，被判断为北凉时期的遗物。1972年阿斯塔那524号墓出土了一批《诗经》残卷，有《周南·关雎序》《郑风·辎衣》，还有《小雅》之《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六月》。卷书题后有“义熙”字样，为麯氏高昌年号，相当于公元510年至525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这批文书中《菁菁者莪》虽然不是很完整，但“既见君子，我心则喜”等关于爱情的美丽诗句，无不具有艺术感染力。

　　2006年10月，吐鲁番文物局对鄯善县洋海1号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出土的纸质文书十分丰富。出土的古写本《诗经》，内容分别为《诗经·大雅·荡之什》之《抑》《桑柔》《云汉》等。《论语》《诗经》和户籍类文书的发现，反映了先秦时期吐鲁番高昌文化的繁荣情况。

　　1600多年前《诗经》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流传到地处边远的西域，中原地区治国理政的思想也随之传入西域，对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产生深远影响。

　　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

　　《三国演义》是家喻户晓的古典名著，小说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作为一部元末明初的文学名著，根据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的《三国志》经过文学艺术加工而来。要想真正了解三国历史，还是要读一读《三国志》。现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有研究者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三国志》手抄本。

　　《三国志》手抄本纵23厘米，横72.6厘米，本卷为纸本，作乌丝栏，残存40行，墨书570余字。《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手抄本出土后，有关部门对其纸张的物理化学结构进行了检测和分析，测定这本《三国志》的抄写年代约为三国至东晋年间（公元265—420年间），而陈寿的《三国志》写于西晋年间（公元3世纪末叶）。从中不难看出，在魏晋时期中原和西域已经有了非常密切的交流。《三国志》成书后如此迅速地在西域出现手抄本，可见当时的文化传播速度之快超出了今人的想象。

　　《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是1965年1月10日在吐鲁番安乐古城南距苏公塔1公里一座佛塔遗址的陶瓮中发现的，瓮外有铁镞木箭20余支，瓮内有还有《妙法莲华经》等佛经残卷、桦树皮汉字文书、梵文贝叶两片和回鹘文字木简25枚和其它文物。

　　有研究者推测，《三国志》这本史书传入西域高昌后（吐鲁番当时称为高昌），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以至于佛寺的僧侣们在抄写佛经的同时，抽空抄写了《三国志》这本历史名著。这件文书用笔丰腆，字距紧密，使转灵活，富有动态，可见其书写速度较快。从吐鲁番安乐古城遗址出土的《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抄本残页中，可以领略到1500多年前吐鲁番居民书法艺术的风采，也展现了西域和中原地区紧密的文化交流。

　　最古老的法典：《唐律疏议·名例律》

　　该残卷为《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律》中“称众谋”和“称加减”条“疏议”中的一部分。在原文中第九、十行和第二十九至三十一行中部钤有朱印，印文为“西州都督府之印”，说明此卷是唐王朝作为现行的国家法典而颁布的。

　　《唐律疏议》是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刑事法典。吐鲁番出土的该法律残卷，实证了唐朝律令格式及典章制度在新疆地区的施行，体现了唐朝中央政权对西域的有效统治和管辖。

　　唐代戍边官兵读物：《韩朋赋》

　　在离中原非常遥远的沙漠烽燧，唐朝戍边官兵会读到怎样的文学作品？在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的唐代流行的通俗读物《韩朋赋》，给了我们答案。

　　韩朋与贞夫之间离奇曲折的爱情悲剧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屡屡出现于考古出土材料、传世文献作品和各种艺术形式中。故事叙述贤士韩朋离家出游，仕于宋国，妻子贞夫美而贤，宋王欲得其妻而采取各种手段，最终韩朋与贞夫两人为爱情双双自杀殉情的故事。

　　韩朋故事发生的背景在战国时期的宋国，主人公韩朋，亦作“韩傰”“韩凭”“韩冯”等，目前已知最早的韩朋故事史料为1979年在甘肃敦煌马圈湾出土的一枚抄写于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的残简。

　　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的《韩朋赋》文书，纸张整体呈长方形，长27.4厘米，最宽处18厘米。左侧边缘见有裁剪痕迹，其余三边参差不齐，左侧及右上角有残缺。纸张呈灰色，有较强韧性。

　　文书正面存字六行，共计89字，“贞夫曰：‘呼天何益，踏地何晚，四马一去，何时可返’”等字清晰可见。背面墨书较淡，字有两行，共计27字，书写有人名和日期，如“马宾、闾元节、辛崇福、张思训”等，推测四人可能都是戍守烽燧的将士。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胡兴军认为，根据已知材料对比，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韩朋赋》最为接近的是敦煌莫高窟出土的《韩朋赋》，且克亚克库都克烽燧出土文书为《韩朋赋》中“梁伯诱骗韩妻贞夫到宋国”一段，内容为贞夫被诱骗上车，与婆婆互别时的场景对话。

　　元代戍边官兵读物：《西厢记》

　　元代著名杂剧《西厢记》手抄本，700多年前就曾流传到新疆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物馆馆藏国家一级文物、董解元《西厢记》手抄本残页，印证了这样一段史实。

　　残页出土于且末县，长21.8厘米，宽27厘米，内容从“倚定门儿手托腮”开始，止于“夫人烧罢夜香来”，是古本董解元《西厢记》中《仙吕调·赏花时》的手抄本残页。近几年，这件文物先后在北京、沈阳展出。

　　1986年9月，且末县一牧民在一处名为苏伯斯坎的古遗址上无意中发现一些破旧纸片，包括27件书信、呈状、名录、布告等，一批元代初期的文书就这样呈现在世人面前。当时的巴州文管所所长何德修根据两件有明确纪年的文书推测，《西厢记》手抄本残页等文书的年代在“至元二十年”（1282年）前后。

　　元代初期，政府为加强对西域的管理，采取了派驻军队、设置军政机构、建立驿站、实行屯田耕植等系列措施。且末县苏伯斯坎古遗址，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东端的交通要冲，是元朝政府建立的沟通中西方交通的重要军事驿站。从文书中军人名录来看，董解元《西厢记》手抄本残页应该是第一批守军的遗物。

　　研究人员根据遗址出土的军士写的家书分析，苏伯斯坎驿站的首批守军均来自中原地区的廷安府延长、肤施等县，《西厢记》可能是他们从中原带来。廷安府距离西域几千里，戍守在这里的中原军士除了将思乡之情寄给亲人外，还会阅读《西厢记》排遣寂寞。

　　在这些不同时期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出土的典籍诗文包括儒家经典、史籍和诗赋文章等等。儒家经典的五经，除《周易》尚未发现外，其他如《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的写本在新疆都有发现。其他如《孝经》《论语》等也有写本出土。《三国志》《晋阳秋》《大唐西域记》等重要史籍在成书不久就传抄到新疆。

　　历史文化遗产从来都不只是见证历史的“藏品”，更是滋养未来的“甘泉”。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记忆，是多元一体、休戚与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客观历史物证。

　　（整合编辑：魏江涛 　素材来源：中国民族报微信公众号、新疆是个好地方公众号、新疆日报、天山网、石榴云客户端、中国民族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