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从吐鲁番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脉动

　　吐鲁番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体现了地域间的交流，还展示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有力见证。

　　● 杨千慧 / 文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自古便是连接中原与西域的咽喉之地，更是历代中央政权统一西域、维护西北边疆社会稳定的中枢所在。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下，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有效治理，使得中原与吐鲁番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的政治制度、文化典籍、农业技术等传入吐鲁番，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原文化也随之在吐鲁番生根发芽，促进了当地社会进步；吐鲁番的葡萄及酿酒技术，还有独具魅力的乐舞、绘画等艺术形式也传入中原。历史上，两地的频繁互动，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建立后，吐鲁番同新疆其他地方一道，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公元前48年，汉朝在此设置戊己校尉，主理西域驻军屯田事务，这是中央政权在吐鲁番设立管理机构之始。此后，来自中原的士卒及百姓涌入，带来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对吐鲁番农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尽管中原政权更迭频繁，但中原各政权仍一如既往地行使着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权。吐鲁番作为西域门户，始终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公元327年，前凉于高昌设郡，标志着吐鲁番成为新疆地区首个实施郡县制的地区。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公元418年）韩渠妻随葬衣物疏》证实，当地已实行与中原地区相同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一时期，大量中原百姓迁入，为新疆地区带去了优良农具、先进耕作技术，将种桑养蚕、缫丝织锦的技艺也带入新疆，促进了当地农业、手工业及贸易的发展。与此同时，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原文化在吐鲁番得到广泛传播。出土的高昌国用于教学的《毛诗》《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说明儒家经典很早就在高昌流传。麴氏高昌国与中原交往十分密切，高昌王麴嘉就曾向北魏“求借五经、诸史，并请国子助教刘变以为博士”，麴氏高昌第三代王麴坚还在自己的坐室中，绘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作为仁政的象征。麴氏高昌时期，中原文化占据重要地位，儒家思想也是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吐鲁番出土的官私文书多以汉语言文字写成，汉语言文字已成为当时高昌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文字。

　　隋唐时期，新疆地区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深入。公元640年，唐太宗在西州设立安西都护府，后陆续把一整套与中原相同的地方军政体制贯彻到西州地区，包括均田制、租庸调制等唐制也全面推行。文化教育也不例外，以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原文化教育在这里进一步根植。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中发现大量《诗经》《尚书》《仪礼》《周易》等儒家经典，以及阿斯塔那27号墓中出土了用于科举备考的《唐经义〈论语〉对策残卷》，说明西域对儒家经典的研习已被正式纳入科举取士的轨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12岁的西州学童卜天寿手抄的《论语·郑玄注》，以及抄本后面他创作的打油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日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都生动展现了吐鲁番地区深受儒学传统的影响，与中原在教育内容与方式上的一致性。文化交融亦在艺术领域绽放异彩。高昌乐融合了中原雅乐与西域胡乐，将中原传统乐器钟、磬、筝、箫、鼓等与龟兹乐中的琵琶、竖箜篌等同时编入同一乐队中演奏，呈现出胡风唐韵的多元化色彩，名曲众多，深受唐朝宫廷及中原百姓的喜爱，被唐太宗列为宫廷宴乐体系十部乐之一，成为宫廷宴飨的必备曲目，充分反映了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的进一步交融。

　　在五代辽宋夏金时期，虽然中原地区割据自雄，但中原王朝仍将新疆地区视为“天下”的一部分，对区域内各政权首领进行册封，并接受西域地方政权的进贡。9世纪中叶，回鹘西迁，建立高昌回鹘王国。高昌回鹘多次向中原王朝朝贡，以维系政治臣属关系，还利用朝贡的机会在中原地区进行贸易。高昌回鹘佛教壁画艺术发展中，都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痕迹，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石窟第20窟壁所绘的胡汉僧人则是吐火罗佛教和汉地佛教在高昌回鹘流行的见证，也是新疆地区与中原文化在吐鲁番相互融合的缩影。吐鲁番出土的《治妇人方》文书残片记载的一副药方，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绍兴续添方”中治妇人病的“黑神散”方相同，证明中原医学典籍已深入西域。高昌回鹘的药材也通过朝贡与商贸进入中原，早在唐朝时期成书的我国医学巨著《千金要方》中就记载《西州续命汤》一药方，这一药方为中原所用，反映吐鲁番地区药学对中原药学的贡献，充分展示了中原地区与吐鲁番地区在医学领域的互学互鉴。

　　元明时期，中央政权对新疆地区的治理力度进一步加强。公元1280年，元朝在高昌回鹘境内设立北庭都护府，将其定位为管理西域的最高军政机构，这标志着吐鲁番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经济交流方面，元朝在今吐鲁番设有织工场，各民族工匠汇聚于吐鲁番，共同生产、交流，为新疆地区手工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明代，吐鲁番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依旧频繁，吐鲁番频繁派遣使团前往明朝入贡，贡品丰富多样，体现了对中央政权的臣服。明朝对吐鲁番统治者、贡使及入居明朝的吐鲁番籍人员进行职官封授，进一步巩固了双方的政治联系。这种紧密的政治联系，是吐鲁番与中原地区在明代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体现。

　　18世纪中期，清政府先后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叛乱，完成安定西陲的大业。在此期间，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首领额敏和卓，为维护国家统一，协助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乾隆将额敏和卓列为五十功臣之一，在紫光阁为之挂像，称赞他“其心匪石，不可转移”。他的事迹迄今仍广为流传，成为吐鲁番地区各族群众维护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历史佳话。

　　吐鲁番与中原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不仅体现了地域间的交流，还展示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历代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有力见证。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古墓群等遗址，讲述着各族群众共同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历史事实，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必将激励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